建安以前，中国没有文学批评的专著。但是，先秦的《论语》、《孟子》、《庄子》、《荀子》，两汉的《史记》、《汉书》、《法言》、《论衡》以及解释《诗经》、《楚辞》的著作里都散存着一些有关文学的言论，这些言论或提出了一些文学批评的根本原则，或评述古代及当代的文学作品，虽然只是一些片段，对后代的文学批评却起了很大的开创、启发、引导的作用。
建安时代，由于政治社会状况及时代思潮的变化，文学创作非常活跃，文学创作的自觉精神有显著的提高，再加东汉桓灵之世品评人物的清议风气的影响，品评文章的风气也逐渐形成。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在这种风气中产生的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他还有一篇《与吴质书》也是有关文学批评的名作。
曹丕在《论文》中首先反对自古以来的“文人相轻”的积习。并用“审己以度人”的态度分别指出了建安七子在各体文章创作上的长处和短处。
为什么这些作家会互有长短呢?曹丕也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文体各有特点，一方面是作家的才性不齐。
在论文体上，他指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各种文体所“同”的“本”是什么，他没有说明。但是他指出了文体四科互相区别的特点，也就为各体文章的创作和批评找到了一个初步的客观的标准。而“诗赋欲丽”一点，更显示了建安文学渐向词采华丽发展的新风尚。
为什么作家在文体上会“能之者偏”呢?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所说的文气，是一个古人的不确切的词语，很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从他以清浊为形容，以音乐的引气巧拙为比喻来看，“气”大致是指作家的才性在文章中的反映。东汉清议论人的品性有清浊之分，所以论文也就“清浊有体”了。才有巧拙，性有清浊，所谓“孔融体气高妙”，“公斡时有逸气”(《与吴质书》)，就是指他们的文章中表现了清高、俊逸的才性。他讲文气重视清高、俊逸，和后代批评家所说的“建安风骨”的观念正是相通的。气的概念虽然不确切，但是他所探索的问题却接近我们所说的作家个性和风格的问题。文气观点的提出正反映了建安文学向个性化发展的新趋势。
曹丕在《论文》里还从统治阶级立场有意识地提高文学的地位。他不象汉朝的帝王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为“博弈”，而是把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并且鼓励文人们更积极地创作，希望他们不要“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这是很有远见的。他这一论点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了建安时代作家的创作自觉精神，对文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曹丕这篇《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不是单纯根据个人主观爱憎来评论文章，而是有意识地去探索并企图解决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尽管他对这些问题所作的答案还比较简单，但是他启发后来的作家批评家们继续探索解答这些问题的先驱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后来的陆机、刘勰、锺嵘正是沿着他所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的。
从建安到西晋，文学创作有了很大的变化，文学批评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陆机《文赋》论十种文体的风格特征，显然比曹丕的文体四科区分更细密，标准也有所不同了。他说“诗缘情而绮靡”，明确地肯定了建安以来诗歌向抒情化发展的方向，比曹丕“诗赋欲丽”的提法更进了一步。“赋体物而浏亮”，也是离开汉赋典重宏丽的传统而标举了魏晋小赋的新风格。“论精微而朗畅”，也反映了太康时代玄学盛行的新风气。总的来说，陆机论文体比曹丕更重形式的轻巧绮靡，这鲜明地标志了西晋文风和建安的不同。
陆机《文赋》的序言说：“余每观才士之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利害之所由。”这一段话清楚地说明他创作《文赋》的动机和目的，主要在于探索才士创作的“用心”，“论作文利害之所由”。
在《文赋》里，陆机生动地描述了作家创作的过程。当作家“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产生了创作动机以后，就进入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的构思的过程。直到“情童龙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沉辞浮藻，联翩而来，算是作到“意”能“称物”了，这才进入“选义按部，考辞就班”的阶段。“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说明选义考辞工作的复杂和曲折。“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又指出立意和选辞之间有先后主从的关系，不能本末倒置。所谓选义考辞，正是为了作到“文”能“逮意”。从这些生动的描述中可以看到陆机的确是窥见了才士们创作上用心的甘苦。这是曹丕所没有论到的。可惜他没有指出决定创作成败的利害关键。
除了上述创作过程的一般描述之外，他又详细地研究了立意、修辞的问题。他从积极的方面指出了在“文繁理富”情况下“立片言”为“警策”的必要；指出了立意和遣言，应该“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努力创新，反对“伤廉”、“愆义”的因陈钞袭。从消极方面，他也指出了创作中常见的“唱而靡应”，“应而不和”，“和而不悲”，“悲而不雅”，“雅而不艳”等等的毛病。这些论述中虽不免有琐碎枝节的地方，但是他的确也总结了自建安(特别是曹植)以来创作中积累的一些新的经验，这也是曹丕《论文》中没有涉及的问题，很有积极意义。但是他的立意修辞总的主张是“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又说明他恰恰忽视了“建安风骨”这个更宝贵的传统。应该说明，他所谓的“会意尚巧”，是指如何巧妙地表达内容，而不是追求内容的高尚、深刻、丰富、充实，因为求内容的高尚深刻，绝不是一个巧不巧的问题。
陆机第一个把创作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的问题提上文学批评的议程，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他忽略文学的思想内容而片面地谈表现的方法技巧，也是不容讳言的。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篇》说：“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序志篇》又说：“陆赋巧而碎乱”，都相当中肯地指出了他的缺点。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创作中的形式主义倾向。
西晋末年葛洪《抱朴子·外篇》中论文章的观点，正是陆机这些观点的发挥。他努力反对正统文人以文章为末事的舆论。他认为文章以雕饰为上，近代之文优于古代。又赞美陆机的文章“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这同样反映了西晋专重形式华美的文坛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