轶事小说


  记录人物轶闻琐事的小说在魏晋南北朝也很盛行,这和当时社会品评人物的清谈风尚有密切关系,鲁迅说:“汉末士流,已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丛残小语,而具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中国小说史略》)这一段话,扼要地说明了轶事小说产生和兴盛的原因。
  魏晋的轶事小说,较早的有托名汉刘歆的《西京杂记》,据《唐书·经籍志》著录,实为晋葛洪所撰。这部书内容很庞杂,记述了西汉的宫室制度、风俗习惯、怪异传说等多方面内容,人物轶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确有一些“意绪秀异,文笔可观”的隹作。如《肃霜裘》描写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当垆卖酒捉弄卓王孙的故事,就很生动。《王嫱》一则,反映了宫庭生活的腐败和奸臣的弄权纳贿,颠倒黑白,有强烈的批判意义。纯粹记录人物轶事的小说,最早的作品是东晋裴启的《语林》,后来有郭澄之的《郭子》,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梁沈约的《俗说》,殷芸的《小说》等。这些书已大都散佚,只在类书中还保有一些遗文。比较完整流传至今的只有《世说新语》,它是魏晋轶事小说的集大成之作,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
  《世说新语》的编撰人刘义庆(403—444),是刘宋王朝的宗室,袭封临川王。《宋书·刘道规传》说他“性简素”,“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世说新语》可能就是他和手下文人杂采众书编纂润色而成。梁时刘孝标为此书作注,引用古书四百余种,更加丰富了本书的内容。
  《世说新语》主要是掇拾汉末至东晋的士族阶层人物的遗闻轶事,尤详于东晋。全书按内容分类系事,计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篇。作者显然是从士族阶级的观点来搜集记录这些人物轶事的,因此它的褒贬也就不能不带有严重的阶级局限性,许多是应该严格批判的东西,作者却持着欣赏赞扬的态度,这大大影响了本书的思想性。但从其内容的客观意义来说,仍然比较清楚地反映了士族阶级的精神面貌与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暴露和认识意义。
  《世说新语》的大部分篇幅是描写“魏晋风度”“名士风流”,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士族名士有意玩弄风度、风流自赏的情态。他们崇尚“自然”,主张适意而行,不受任何拘束。如《任诞篇》记王子猷居山阴,逢夜雪,忽忆剡县戴安道,即时登舟往访,经宿始至,及门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同篇又载刘伶纵酒放达,甚至脱衣裸形在室中,有人看见讥笑他,他却说:“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恽衣,诸君何为入我恽中?”有一些放诞行为实际已流于纵欲享乐。如同篇记毕卓,他认为“一手持蟹鳌,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他们又以喜怒忧惧不形于色,为不失名士风度。如《雅量篇》载谢安与人围棋,适得谢玄淮上大捷消息,他看信毕,竟“默然无言”,直到有人问是何事,他才毫不在意地答道:“小儿辈大破贼。”而“意色举止,不异于常”。又如同篇载顾雍集僚属围棋,得到儿子死讯,他虽“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却“神气不变”,直至客散。能欣赏山水也被视为名士风雅。许询“好游山水”,又“体便登陟”,时人便称许他说:“许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栖逸篇》)卫永不谙山水,孙绰便讥议他说:“此子甲情都不关山水。”(《赏誉篇》)这些名士又以隐逸为高。《排调篇》载,谢安始隐东山,后出仕为桓公司马,有人赠桓公药草远志,桓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郝隆便借机讥讽谢说:“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亦有愧色。士族即或身担要职,也要“不以物务婴心”,做个“朝隐”名士。所以《言语篇》记谢太傅登冶城,“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他们大都“托怀玄胜,远咏老庄”,终日“以清谈为经济”。如《文学篇》载: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明旦,桓宣武语人曰:“昨夜听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时复造心,顾看两王掾,辄妾如生母狗馨。”
  这正是大官僚名士生活的真实写照。此外,在《言语》、《赏誉》、《品藻》、《任诞》、《排调》等篇中,还记载了士族名士讲究仪容修饰,神态超逸,注意语言“机警多锋”,简约有味,以及好尚服药饮酒等,这些也都是魏晋风流的内容。
  两晋是士族门阀社会。士族阶级依据门阀制度垄断了政治和经济,他们又袭取了汉末清议的形式,换上士族阶级的内容,制造一个精神的象牙之塔。一方面以此逃避充满矛盾的现实,一方面以此自命风雅,使士族阶级的壁垒更加森严。但是只要我们了解到这是一个“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的时代,而士族阶级却一味风流自赏,“虚谈废务,浮文妨要”,也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阶级的腐朽本质,看清所谓“名士风流”究竟是怎样一种货色了。
  《世说新语》的一些记载还暴露了晋司马氏统治的黑暗恐怖。如《尤悔篇》载王导为晋明帝陈说晋得天下之由,“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以致明帝听了也覆面着床说:“若如公言,祚安得长?”又《德行篇》载阮籍“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连司马昭都说他言语“至慎”;此外,《言语篇》载司马景王取上党李喜为从事中郎,问他:“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也都透露了司马氏统治的残酷。
  《世说新语》另一些记载则暴露了豪门士族穷奢极欲的生活。如《汰侈篇》记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情形,一个“以台备澳釜”,一个“用蜡烛作炊”;一个“作紫丝布步障碧绫里四十里”,一个“作锦步障五十里”。这种对民脂民膏的大肆挥霍,真是骇人听闻。又载:
  武帝尝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罗,以手擎饮食。丞屯肥美,异于常味,帝怪而问之。答曰:“以人乳饮屯。”帝甚不平,食未毕便去。……
  连皇帝都意不能平,王武子家的奢华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还有一些记载暴露了士族阶级凶残暴虐、贪婪悭吝等丑恶本性。如《汰侈篇》载石崇每燕客,常令美人行酒,客饮不尽,即斩美人。一次大将军王敦去作客,竟“固不饮以观其变,已斩三人,颜色如故,尚不肯饮”,当丞相王导责让他时,他却说:“自杀伊家人,何预卿事!”石崇的凶暴,王敦的残忍,都令人吃惊。又《俭啬篇》记司徒王戎,“既贵且富,区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属,洛下无比。契疏鞅掌,每与夫人烛下散筹算计”,很能说明士族贪得无厌的本色。可是这位“既贵且富”的司徒,却吝啬异常。女儿出嫁时,向他借了数万钱,此后,女儿每次归家,他都颜色不悦,直到“女还钱,乃释然”。他家有好李,怕别人得到种子,竟先“钻其核”而后出售。
  除了上述内容之外,《世说新语》也记载和称颂了一些好人好事。《言语篇》“新亭对泣”一则表现了爱国思想: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借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河山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在当时的士族中,能够对北方国土沦陷发发感慨,并表示恢复的心愿,已是很难得的了。
  《简傲》、《方正》、《规箴》等篇还记载了一些不阿附权势的事例。《简傲篇》载,锺会往访嵇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锺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锺曰:‘闻听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魏晋易代之际,政治险恶,士族中人即使不是趋附司马氏,也要竭力韬晦,全身远害。嵇康却敢于对司马氏的心腹锺会直言相讥,表现了他的斗争性和锋芒外露的性格。又如《方正篇》载王敦兄王含作庐江郡,贪污狼藉,敦护其兄,于众坐称其兄“在郡定佳”,当时庐江人士都附和称赞,主簿何充却正色说:“充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此。”以致使“敦默然,旁人为之反侧”。
  在士族崇尚清谈遗落世事的风气里,《世说新语》也记录了一些看重事功、反对清言的事例。如《政事篇》载,王导夏月至石头看庾冰,冰正料事,导曰:“暑,可小简之。”庾答曰:“公之遗事,天下亦未以为允。”《轻诋篇》“桓公入洛”一则,记桓温把清谈误国的名士斥为“敢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字”的大牛,也很能揭示出清谈名士的本质。
  此外,《德行篇》写荀巨伯忠于友情,不肯“败义以求生”;《识鉴篇》写郗超不计小怨,顾全大局;《自新篇》写周处勇于改过为民除害等,也都有一定教育意义。
  《世说新语》有着很大的局限性。由于作者的阶级地位和生活、思想的局限,以及当时士族文人风尚的影响,它不但没有接触到广大人民与统治阶级的尖锐矛盾,而且对统治阶级生活的记载也缺乏批判的态度,这不能不大大降低了本书的思想性,并给后世读者带来消极的影响。
  《世说新语》在艺术上具有较高的成就。鲁迅说它“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可以视作本书在艺术上的总的特色。
  《世说新语》善于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勾勒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使之栩栩如生。如《忿捐篇》描写王蓝田性急,吃鸡子时“以助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展之,又不得。真甚,复于地取内(纳)口中,啮破即吐之”。通过几个小动作就把王蓝田的性急,绘声绘色地刻划出来了。《世说新语》还善于用对比的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如《德行篇》记管宁割席的故事: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通过管宁、华歆对金钱、对权贵的不同态度,揭示了两人品格的优劣。仅仅六十一个字,却是有情节,有动作,十分紧凑精采。
  善于把记言记事结合,也是《世说新语》在艺术上的重要特色。如《雅量篇》描写晋孝武帝见了彗星后的心情,他深夜入园中对星空举杯祝酒说:“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这种行动和说话,把他在见到彗星后故作达观的心理完全表露出来了。又如《贤媛篇》记李势妹在南康公主威胁之下所表现的神态和对话,反映了一个妇女不忘故国的悲痛心情。
  《世说新语》的语言精炼含蓄,隽永传神。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就其中一些优秀篇章的艺术成就说,这评语是确切的。
  《世说新语》是记叙轶闻隽语的笔记小说的先驱,也是后来小品文的典范,它对后世文学有深远的影响。唐王方庆的《续世说新语》,宋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明何良俊的《何氏语林》,冯梦龙的《古今谭概》和清王淖的《今世说》等,都深受这部书的影响。《世说新语》中有许多故事或成为诗文中的典故,或成为戏剧家小说家创作的素材。如《玉镜台》(元关汉卿作)、《剪发待宾》(元秦简夫作)、《兰亭会》(明杨慎作,或题许时泉)等戏,就都是从《世说新语》的故事发展出来的;祢衡击鼓骂曹、周处除三害的故事,至今还出现在舞台上。而杨修解“黄绢幼妇”之辞、曹操叫士兵“望梅止渴”和曹植七步成诗等故事,也都为罗贯中写进《三国演义》而成为生动的情节。它如“谢女咏雪”、“子猷访戴”等故事,都成了后世诗文常用的典故。至于后来的许多成语,如“登龙门”、“枕流漱石”、“一往情深”等,也都出于此书。足见《世说新语》在我国文学史上地位的重要。
  在魏晋南北朝的轶事小说中,还有记述诙谐言行而富有讽刺意味的《笑林》、《解颐》、《启颜录》等,是后来《笑林广记》一类的渊源。可惜原书失传,只有少数遗文保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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