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骈文畸形发展的南北朝时代，在史传、地理等学术著作中，还可以看到一些比较质朴的叙事、抒情、写景的散文作品。但是，这些作品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骈文的影响，和魏晋以前的散文，风格颇有不同。
范晔(397—445)，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博涉经史，好为文章，通晓音律，官至太子詹事，后因事被杀。他删削整理自东汉至宋初十几家东汉史籍，写成了《后汉书》九十卷。这部书从创作价值来说，远不及《史记》、《汉书》，但是整理剪裁的功绩，并不在班固之下。他第一次在史书里立《文苑列传》，既表现当时重视文学的新风气，也对后来的史家有一定的影响，对文学研究也是有利的。书中有一些人物传记，写得真切动人。例如《范滂传》里，他对这个幸直刚介的人物深表同情，写范滂被杀以前诀别母亲和儿子的对话，慷慨悲凉，颇有悲剧的色彩：
……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
这篇传记使青年时代的苏轼深深感动，并不是偶然的。在《逸民列传》的“汉阴老父”一节中，写“老父”对尚书郎张温当面痛斥昏君的言论，也很可以看出范晔的进步观点。范晔对书中一些列传的序论，颇为自负。今天看来，虽然超越前人的精辟见解并不多，但是他赞扬贤明、指斥昏佞的进步倾向，还比较鲜明。论述政局世风的变化，思致也相当周详。笔势之擒纵开合、词句之丽密精炼，和史、汉相比，也有不同的特色。清代史学家王鸣盛称赞他的《党锢列传序》：“说两汉风俗之变，上下四百年间，了如指掌。下之风俗，成于上之好尚。此可为百世之龟镜。蔚宗言之切至如此，读之能激发人。”(《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他的《宦者列传序》不仅细致地分析了宦官易于得宠的种种原因，而且愤怒地指斥了宦官炙手可热的气焰：“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痛快淋漓的气势，往往寓于整齐丽密的骈文句法之中。他的《狱中与诸甥侄书》也是自述写作甘苦的论文名作，从这里可以看到他是南朝时代最早注意声律、文笔问题的作家之一。
南朝自齐梁以后，散文已日就衰微。北朝这时却出现了两部颇有文学价值的学术著作，这就是郦道元的《水经注》和杨衔之的《洛阳伽蓝记》。
郦道元(?—527)，字善长，范阳涿鹿(今河北涿县)人。他很好学，历览奇书，作过州剌史、御史中尉等官职。他的《水经注》是为魏晋时代无名氏所著的《水经》一书所作的注释。但他的注释，实际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他博采了汉魏以来许多山川土风、历史掌故的文献，并根据自己随北魏文帝巡幸长城、阴山，以及自己作冀州、鲁阳、颍川、东荆州等地太守、刺史时“访渎搜渠”的调查记录，叙述了大小一千多条水道的源流经历，以及沿岸的山川景物和故事传说。书中对五胡十六国的君主都直用其名，对刘裕则称为“刘公”、“宋武王”，对晋军则称为“王师”，表现了作者的爱国思想。从《江水注》中对秦代李冰的各种水利建设的歌颂，《河水注》中对秦始皇筑长城造成的人民“冤痛”的同情，也可以看出他对人民利益有一定的关怀。从文学上来看，这部书在描写山川景物上，取得了值得珍视的成就。《江水注》中“巫峡”一节，就是自古传诵的名篇：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缺处。重岩迭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坼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献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润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这一节不到两百字的文章，写了巫峡两岸高峻的山势，夏天奔流的江水，以及峡中四季景色气氛的变化，而且写得这样隽永传神。我们可以引作者自己的话说：“山水有灵，亦将惊知己于千古矣!”《江水注》中“黄牛滩”一节，写“如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的岩石，写“三朝三暮，黄牛如故”的江水纡回的形势，也非常朴素生动。此外，《河水注》“孟门山”一段，写黄河的“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愤怒，鼓若山腾”，具有非常宏伟的气势。《济水注》中写大明湖上“左右楸桐，负日俯仰。目对鱼鸟，水木明瑟”的风光，又令人心旷神怡。《寇水注》中“阳城淀”一节，写农村儿童们乘舟采菱折芰的生活，“长歌阳春，爱深绿水。掇拾者不言疲，谣咏者自流响”，又别有一番田园水乡的劳动生活气氛。这些虽然都是片段的文字，但可以看出书中所写的景物是丰富多样的。他的散文，或用白描，或施彩笔，也不拘一格。总的来说，都能在比较简洁生动的文字中兼有骈文修辞精细的特色。例如写水的清澈，便有“漏石分沙”、“渊无潜甲”、“俯视游鱼，类若乘空”、“下见底石，如樗蒲矣”等各种不同的形容，的确是“片语只字，妙绝古今”!唐代柳宗元、宋代苏轼等人的山水散文，都曾经受过他的影响。苏轼《寄周安孺茶诗》说：“今我乐何深，水经亦屡读。”可以想见此书吸引人的艺术魅力。
郦道元死后二十多年，杨衔之写出了他的具有文学价值的历史文献《洛阳伽蓝记》。
杨衔之(生卒年不详)，北平(今河北完县)人。曾作过北魏的抚军府司马，北齐的期城郡守等官职。北魏自公元四九五年迁都洛阳以后，统治阶级崇信佛教，大量修建佛寺。当极盛时代，“京城表里，凡一千余寺”。公元五三四年孝静帝被高欢逼迫迁都邺城以后，这些佛寺大半都在兵火中毁灭了。公元五四七年，杨衔之因行役重过洛阳，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恐后世无闻，故撰斯记”。但是，他写这部书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佛教作宣传，而是通过这些佛寺历史的追叙，揭露“王公相竞侵渔百姓”(《广弘明集》卷六)的罪恶。例如本书《高阳王寺》及《寿丘里》两节中，他以讽刺的文笔描述了北魏几个王侯穷奢极欲的生活，以及他们的特权思想和贪鄙性格。河间王元琛公开对人说：“晋世石崇，乃是庶姓，犹能雉头狐腋，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章武王元融看见元琛的豪富气派以后，更气得“不觉生疾，还家卧三日不起”。尤其突出的，是胡太后有一次把宫中绢帛赐给百官，任他们自取。别的官僚都是拿得起多少就取多少，而元融和另一个豪富陈留侯李崇却贪心不足，“负绢过任，蹶倒伤踝”。其他写穷奢极侈的王侯邸第的建筑，也颇寓讽刺之意。本书善于用简短文字叙述故事和人物。《法云寺》一节，写善吹壮士歌的军乐家田僧超，他追随征西将军崔延伯作战，每次临阵，“僧超为壮士声，甲胄之士，莫不踊跃。延伯单马入阵，旁若无人”。用语不多，颇能显示这个民间音乐家所吹军乐的动人力量。同篇中写刘白堕的酿酒，烘托尤为神妙：
河东人刘白堕善能酿酒。季夏六月，时暑赫希，以罂贮酒，暴于日中，经一旬，其酒味不动，饮之香美，醉而经月不醒。京师朝贵多出郡登藩，远相饷馈，逾于千里。以其远至，号曰“鹤觞”，亦名“骑驴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鸿宾赍酒之藩，路逢盗贼，饮之即醉，皆被擒。获，因此复名“擒奸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惟畏白堕春醪”。
书中写建筑物也相当精彩。如写永宁寺的九级浮图，“金盘炫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响出天外”，使我们惊讶于当时劳动人民建筑艺术的高度水平。从波斯国僧人达摩对此寺及浮图的赞叹中，可以看到这在当时是“极佛境界亦未有此”的伟大建筑。书中还记载了许多类似南朝志怪小说的宗教神怪故事。这部书文字基本是散文，但比《水经注》更多骈俪成分。
颜之推(约529—591)，字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初仕梁，梁元帝江陵败亡后，由南朝辗转奔窜北齐，官至平原太守。后仕周、隋。学识渊博，阅历深广。所著《颜氏家训》，虽多是用儒家思想教训子弟，但往往插叙他亲身的见闻，从中可以窥见南北士族风尚的不同。文词虽时有骈体，但风格平易亲切。间用讽刺之笔，亦能引人注目。如《教子篇》举北齐一个士大夫公然对人说：“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名实篇》叙一个“近世大贵”在居丧服礼时，竟以“巴豆涂脸，遂使成疮，表哭泣之过”。着墨不多，人物的无耻、虚伪的面目已跃然纸上。在《文章篇》中，他纪录了一些南北朝作家论文的见解，也发表了他自己对文章的看法，观点颇近刘勰。
总的来说，南北朝是散文中衰的时代，要彻底改变这个局面，还有待于唐代的古文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