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乐府民歌的影响也是显著的、巨大的。它继承了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北朝民歌，尤其突出。在形式主义文风泛滥的南北朝时期，这种“刚健清新”的民歌的出现，就显得特别可贵。它是一种新力量、新血液。
在诗的体裁方面，南北朝民歌开辟了一条抒情小诗的新道路。这就是五、七言绝句体。五言四句的小诗，汉民歌中虽已经出现，但为数极少，也没有发生什么影响。因此绝句的真正源头要算南北朝民歌。当时有名的诗人如谢灵运、鲍照、谢兆等已纷起模拟，但还是一种尝试。到了唐代，便由附庸而蔚为大国，而在和音乐的结合上几乎垄断了唐三百年间的歌坛，并出现了以绝句擅名千古的诗人李白和王昌龄。汉代民歌中杂言体虽很多，且有不少优秀作品，但篇幅都较小，象《木兰诗》这样长达三百多字的巨制，还是前所未有的。这对唐代七言歌行的发展也起了示范性的推动作用。
在表现手法方面，南北朝民歌对唐代诗人也有许多启发。例如杜甫《草堂》诗：“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舍喜我归，沽酒携葫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闻我来，宾客隘村墟。”一连用四个“喜”字造成排句，便是从《木兰诗》“爷娘闻女来”等句脱化而来的。前人说李白的《长干行》以《西洲曲》为“粉本”，说他的绝句“从六朝清商小乐府来”，也都是信而有征的。此外，口语的运用，对后代诗人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就都善于提炼口语融化入诗。双关语，虽可溯源于先秦的瘦词、隐语，汉代歌谣中也偶有一二，如《董逃歌》及《古绝句》“藁砧今何在”一首，但大量使用则始于南朝民歌。唐以后，诗人们由于处境的险恶，往往利用双关语写作政治讽刺诗，来曲折地表达他们那种难以明言的爱国深衷，这一发展也是基于南朝民歌的。
前面说过，南朝民歌是商业大都市的产物，几乎全是谈情说爱的“艳曲”，所以胡应麟评为“了无一语有丈夫气”。这对梁陈“宫体诗”的形成和泛滥，在客观上也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唐五代以后，许多描写男女艳情的小词，在意境、语言等方面，也受了南朝民歌不小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