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文人诗，既少，又不好。严格点说，就没有一个诗人。即以北魏末年号称“三才”的温子升、刑邵、魏收而论，所作都不过寥寥十首左右，大都模拟齐梁，毫无特色。《北齐书·魏收传》载邢邵诋魏收偷窃任方，魏收则又讥邢邵在沈约集中作贼，可见实际上都是没有出息的文人。但是，北朝民歌却放出了异采。
北朝民歌以《乐府诗集》所载“梁鼓角横吹曲”为主。所谓横吹曲，是当时北方民族一种在马上演奏的军乐，因为乐器有鼓有角，所以也叫做“鼓角横吹曲”。这些歌词的作者也主要是鲜卑族和其他北方民族的人民。《折杨柳歌》说：“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便是明证。歌词中提到的慕容垂、广平公(姚弼)、高阳王、琅琊王等，便都是“虏家儿”的豪酋贵族。鲜卑诸民族的歌，原是所谓“其词虏音，竟不可晓”的，而现存歌词却全用汉语，这一方面是由于通晓汉语的鲜卑人或通晓鲜卑语的汉人的翻译，前者如有名的《敕勒歌》，后者如上举《折杨柳歌》；另一方面是由于鲜卑诸民族的汉化。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曾“诏断北语，一从正音”(《魏书·咸阳王传》)，“若有违者，免所居官”(《魏书·高祖纪》)。所谓“北语”，即“胡语”，亦即鲜卑语；所谓“正音”，即汉语。《北史·辛昂传》载昂“令其众皆作中国歌”，可知现存歌词当有一部分原来就是用汉语创作的。据《南齐书·东昏侯纪》、《南史·茹法亮传》的有关记载，以及梁武帝和吴均所作《雍台》诗，我们知道，北朝的鼓角横吹曲曾先后输入齐、梁，并由梁乐府保存，陈释智匠著《古今乐录》因冠以“梁”字，后人遂沿用不改。其实从乐曲到歌词都是北方各民族的创作。
鼓角横吹曲现存六十多首，数量虽远不及南朝的清商曲，但内容却丰富得多，相当全面而生动地反映了北朝二百多年间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特征；战斗性也较强，酷似汉乐府民歌。这可从以下几方面的反映得到证实。
(一)反映战争的。战争是北朝社会一个最突出的现象，整个北朝的历史几乎与战争相终始，在初期“五胡十六国”的一百三十多年中，战争尤为频繁。统治族与被统治族之间的复杂而尖锐的矛盾，更使得这些战争具有异乎寻常的残酷性。作为这种残酷性的集中表现，便是人民的大量死亡，汉族人民固然遭受浩劫，少数族人民也同样做了各族统治阶级用来进行争夺战的牺牲品。如《企喻歌》：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口，白骨无人收。
便是当时各族人民大量死于战争的真实写照。从这首短歌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广大人民的反战情绪，这是由当时战争的罪恶性质决定的。为了保存实力，少数族(尤其是鲜卑族)的统治者还往往利用非本族的人在前冲锋陷阵，甚至迫使汉人和汉人作战。对此，北朝民歌也有所揭露。《慕容垂歌》第一首写道：
慕容攀墙视，吴军无边岸。我身分自当，枉杀墙外汉。
按慕容垂(鲜卑族)攻苻丕(氐族)于邺城，丕被逼降晋，晋因遣刘牢之救丕，垂逆战败绩，退守新城。胡应麟《诗薮》说“秦人(氐族人民)盖因此作歌嘲之(垂)”，这解释是可信的。“吴军”即指晋军，“我”是代慕容垂自称，实际上是嘲笑他的卑鄙怯懦。“汉”指被迫在城外抵御晋军的汉人。当时少数族每自称国人，而称汉族人民为汉人或汉儿、汉辈。在这种野蛮的大混战中，兄和弟也往往由于割据者的驱迫而处于互相攻杀的敌对地位，如《隔谷歌》：
兄在城中弟在外，弓无弦，箭无括。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
这种惨象和沉痛的呼救声，也是历来战争中所罕有的。
北歌中的杰作《木兰诗》，也正是这种战争频繁的时代环境的产物，但它具有更为深广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我们后面将着重论述。
(二)反映人民疾苦的。北朝社会的另一特殊现象，是和上述那种野蛮战争相辅而行的人口掳掠。几乎是每一次战争，也不论胜负，各族统治者都照例要进行一次人口掠夺。大批的人民被迫离开本土，转徒道路，因而在北朝民歌中出现了不少反映流亡生活的怀土思乡之作，而且都流露出一种绝望的悲哀和愤激，不同于一般的游子诗。如《紫骝马歌》：
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
风吹叶落，一去数千，正是被俘远徒的人民的自我写照。又如《琅琊王歌》：
琅琊复琅琊，琅琊大道王。鹿鸣思长草，愁人思故乡。
《陇头流水歌》更写到流离道路的苦况：
西上陇坂，羊肠九回。山高谷深，不觉脚酸。手攀弱枝，足愉弱泥。
写得最悲壮动人的是《陇头歌》三首：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遥望秦川”也就是遥望故乡。想到生还故处已无指望，那能不“心肝断绝”?这些都不象一般的羁旅行役之词。
有些民歌还反映了人民饥寒交迫的悲惨生活，接触到阶级社会贫富对立的根本问题。如《雀劳利歌》：
雨雪霏霏雀劳利，长嘴饱满短嘴饥。
这里的“长嘴”和“短嘴”便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象征性的概括。又如《幽州马客吟》：
快马常苦瘦，剿儿常苦贫。黄禾起羸马，有钱始作人!
通过尖锐的对比揭露了阶级社会的不合理。“有钱始作人”，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对剥削阶级的鄙视。在北朝，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同时存在，不少被俘的人民沦为奴隶，阶级对立特别明显，这就不能不激起人民的反抗意识。
(三)反映北方各民族的尚武精神的。北方诸民族向以能骑善射、好勇尚武著称，这种民族特性在北朝民歌中也有很突出的表现。如《企喻歌》：
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
“欲作健”就是说要作健儿。把自己比作猛禽，把敌方比作小雀，就十分形象地表现了他们那种“以刚猛为强”的本色。他们也爱美丽的姑娘，然而却更爱“大刀”和“快马”。如《琅琊王歌》：
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剧于十五女。
又如《折杨柳歌》：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必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
王士祯《香祖笔记》评前一首云：“是快语。语有令人‘骨腾肉飞’者，此类是也。”的确，这种快语是得未曾有的。
(四)反映爱情生活的。由于北方诸民族的性格和习俗的差异，同时又不曾或很少受到礼教的约束，因而北朝的情歌也有它自己的特色：心直口直，有啥说啥，毫不遮掩，毫不扭捏。南歌说“感郎千金意，惭无倾城色”，北歌却说“女儿自言好，故入郎君怀”。在南歌中我们常常碰到汪汪的眼泪，但在北歌中却找不到一个泪字。有时情人失约不来，她们也只是说上一句：“欲来不来早语我!”
对男女相悦的看法，北朝情歌也表现得更为大胆、干脆。如《捉搦歌》：
谁家女子能行步，反著挟禅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
又如《地驱乐歌》：
驱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呼天。
和南歌的纡回宛转，大异其趣。北朝有关爱情婚姻的民歌并不多，但是其中就有两三首提到“老女不嫁”的事，这可能和战争频繁、丁壮死亡过多有关。东魏时，高欢曾“请释芒山俘桎梏，配以人间寡妇”(见《北史》卷六)，寡妇之多，竟成了社会问题，这一事实也正说明这点。
除上述四方面外，反映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和北国风光的，还有《杂歌谣辞》中的《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二十七个字，便出色地画出了辽阔苍茫的草原景象，并反映了北方民族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具有无比的魅力，的确是“千古绝唱”。史称“北齐神武(高欢)使斛律金唱敕勒歌”，《乐府广题》说：“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也许就是斛律金翻译的。
《杂歌谣辞》的另一首《陇上歌》，则是汉族人民歌颂陈安为反抗刘曜(匈奴族)的压迫而壮烈牺牲的挽歌：
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聂总父马铁锻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战始三交失蛇矛，充我聂总窜岩幽。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
事详《晋书·刘曜载记》。史言“曜闻而嘉伤，命乐府歌之”。这自然是为缓和汉族人民愤怒的一种手段，但也足证陈安之深得民心。
北朝民歌不仅内容丰富，在艺术上也有其独创性。它的语言是质朴无华的，表情是爽直坦率的，风格是豪放刚健的。在这里没有巧妙的双关语，也没有所谓一唱三叹的袅袅余音，而是名副其实的悲壮激越的军乐、战歌。这些，都和南朝民歌形成鲜明的对比。体裁方面，北歌虽亦以五言四句为主，但同时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体和杂言体，这也是南朝民歌所不及的。
最后，我们论述北朝乐府民歌的代表作《木兰诗》。《木兰诗》是一篇歌颂女英雄木兰乔装代父从军的叙事诗，也可以说是一出喜剧。它和《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史上的“双璧”，异曲同工，后先辉映。胡应麟《诗薮》说：“五言之赡，极于焦仲卿妻；杂言之赡，极于木兰。”这提法和评价是很恰当的。但是和《孔雀东南飞》一样，《木兰诗》也有一个产生的时代问题，而且更为纷纭，魏、晋、齐、梁、隋、唐，各说都有。有的还提出了主名，把著作权归之曹植和韦元甫。目前我们已可肯定它是北朝民歌。陈释智匠撰《古今乐录》已著录这首诗，这是不可能作于陈以后的铁证。北朝战争频繁，好勇尚武，这首诗正反映了这一特定的社会风貌。又诗中称君主为可汗，出征地点都在北方，也都说明它只能是北朝的产品。大约作于北魏迁都洛阳以后，东、西魏分裂以前。在流传过程中，它可能经过隋唐文人的润色，以致“中杂唐调”，如“万里赴戎机”六句。但就全诗看，仍然保持着北朝民歌的特色。
木兰的英雄形象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具有不平凡的意义的。她是一个勤劳织布的普通姑娘，但当战争到来的时候，竟自勇敢地承担起一般妇女所不能承担的代父从军的任务，买了“骏马”“长鞭”，经历黄河黑水，北到燕山朔野，万里长征，十年转战。凯旋归来后，功成不受赏，气概又表现得如此的磊落轩昂。回到家里，在爷娘姊弟一片热烈欢迎的气氛中，她“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同行的伙伴才惊讶地认出这个转战十年，功勋卓越的“壮士”，竟是一个“女郎”。扑朔迷离的传奇色彩，更使这个勇敢、坚毅、纯洁的姑娘显出了天真、活泼、机智的本来面目。
《木兰诗》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篇。木兰既是现实人物，又是人民理想的化身。在北朝，妇女中出现象木兰这样勇敢善战的人物是不足为奇的。只如《北史·李安世传》所载《李波小妹歌》就提供了一个武艺卓越的妇女的真人真事：“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裳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但是木兰的形象，比之李波小妹的形象却有本质的差别。李波小妹是残害人民的豪强地主家庭的妇女，而木兰却自始至终都不失劳动人民女儿的本色。她不惜自我牺牲，也不顾“男女有别”，“弯弓征战作男儿”，既保全了老父，又捍卫了边疆。由于故事本身的正义性、传奇性，使民歌作者有可能在木兰身上集中地体现劳动人民高贵的品质，突破“女不如男”的封建传统观念，把她塑造成一个压倒须眉的女英雄，为千百年来千千万万的妇女扬眉吐气。这点在封建社会具有崭新的教育意义。
在表现手法上，《木兰诗》也具有两结合的因素。繁则极繁，简则极简。如开头一段写木兰的问答和买马都很繁。但不如此夸张铺叙就无法渲染人物的紧张心情和战争气氛。谢榛《四溟诗话》说：“若一言了问答，一市买鞍马，则简而无味，殆非乐府家数。”是有道理的。又如末段写木兰还家，也很繁。但这里却不是夸张，而是精雕细琢，通过人物行动来刻划人物性格。十年征戍，艰苦备尝，事情原很多，但作者却写得极简，只用“万里赴戎机”六句三十个字就包举无遗。作为繁简的标准的是人物的特征。从全诗可以看出，作者始终是扣紧“木兰是女郎”这一特点来进行剪裁和描写的。“不闻爷娘唤女声”数句之所以动人，主要即由于切合木兰的身份，挪用不得。《木兰诗》的语言，丰富多彩，有朴素自然的口语，也有精妙绝伦的律句。但它们在生动活泼的基调上取得统一和协调。此外，如句型的或整或散、长短错综，排句的反复咏叹，譬喻的新奇幽默等，也都加强了诗的音乐性和表现力，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