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乐府民歌，以《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和“西曲歌”为主，前者计三百二十六首，后者一百四十二首。这些歌词在内容上有一共同的特点，就是几乎全是情歌，所谓“郎歌妙意曲，侬亦吐芳词”(《子夜歌》)。这些情歌十之七八出自女子之口，且有妓女婢妾所作；其中某些情歌还含有较浓厚的色情成分和脂粉气。
产生上述特点或者说局限性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由于这些民歌并不是来自广大的农村，而是以城市都邑为其策源地。《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东，晋宋以来，稍有增广。”《乐府诗集》更指明“江东”即建业：“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不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乐府诗集》还说：“按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之间。”建业是当时的首都，荆、郢、樊、邓也是当时的重镇，商业都非常发达。由此可见，这些民歌其实是“都市之歌”。这也就规定了它的狭隘性，不能反映广大农村的面貌，并难免有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梁裴子野《宋略》说当时“王侯将相，歌伎填室；鸿商富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互有争夺”。当然还有为数更多的一般妓女，在上层社会这种声色生活的影响下，更不能不增加南朝民歌的色情成分。
其次，也由于统治阶级有意识的采集。南朝统治阶级是腐朽透顶的士族地主，他们采集民歌，丝毫也没有“观风俗，知薄厚”的意味，而只是按照他们的阶级趣味、享乐要求，来加以选择和集中。他们不但爱好民间的风情小调，而且自己能唱，如《晋书·王恭传》：“尚书令谢石，因醉为委巷之歌(《晋中兴书》说“为吴歌”)。”又《南史·王俭传》也有“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的记载。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凡有反抗性的民歌自然在排摈之列。如《吴孙皓初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又如《将士谣》：“宁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谟。玄谟犹尚可，宗越更杀我。”同是五言四句的民歌，但前者反抗皇帝的迁都，后者控诉将官的残忍，所以他们便不爱听。这就是南朝民歌几乎全是情歌的关键。
因此，我们对南朝民歌的看法要有区别，有批判。既不能把它和来自广大农村的汉民歌等量齐观，也不能认为这就是南朝民歌的全部，更不能把一些色情作品或文人窜入的拟作看成是真正的民歌。否则将造成错觉、误解。
尽管如此，但基本上南朝民歌还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仍然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
在爱情问题上，封建社会的罪恶之一，是恋爱不自由、婚姻不自由。这在南朝民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强烈的反映。这里有失败者的哀鸣，如《华山畿》：
懊恼不堪止。上床解腰绳，自经屏风里。
为什么要上吊呢?《懊侬歌》回答了这一问题：
懊恼奈何许。夜闻家中论，不得侬与汝!
按《子夜四时歌》：“冶游步春露，艳觅同心郎。”可见当时青年男女为了追求爱情幸福是曾经作过斗争的。他们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自行结识。但最后一关还是通不过，结果仍不免殉情。
但是，这里也有胜利者的喜悦。这类作品往往对爱情作赤裸裸的天真而大胆的抒写，最能显示出南朝情歌的特色。如《读曲歌》：
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
一种“相乐相得”的喜悦心情，真是跃然纸上。徐陵曾袭用第一首作《乌栖曲》：“绣帐罗帷隐灯烛，一夜千年犹不足。惟憎无赖汝南鸡，天河未落犹争啼。”便不及民歌的朴素而生动。民歌说“打杀长鸣鸡”，不言“憎”而意自见。从这首歌词所表现的爱情来看，显然，他们之间应该是一种自由结合，这类情歌正是对封建礼教的挑战的产物。
封建社会的另一罪恶，是男女不平等。这种现象在中上层社会、在大都市里更加显著。因此在这些情歌中虽有少女们青春的欢笑，但更多的却是对男子负心背约的猜疑和哀怨。如：
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
——《子夜冬歌》
侬作北辰星，千年无转移。欢行白日心，朝东暮复西!
——《子夜歌》
我与欢相怜，约誓底言者?常叹负情人，郎今果成诈!
——《懊侬歌》
从这些歌词中，不仅可以看出女子的坚贞爱情，而且可以看出她们的悲惨命运。在男女不平等的封建社会，男子负心，女子固然是伤心，即使男子倾心，她们也不免提心吊胆。这就是为什么当别离时或离别后她们总是“泪落便如泻”的根本原因。如《华山畿》：“相送劳劳渚。长江不应满，是侬泪成许!”“啼著曙，泪落枕将浮，身沉被流去。”这眼泪中，有胶漆般的爱情，也有“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的忧虑。
南朝民歌既多来自商业发达的大都市，因而其中还有不少被屈辱的妓女们的悲诉。如《寻阳乐》：“鸡亭故侬去，九里新侬还。送一却迎两，无有暂时闲。”《夜度娘》和《长乐佳》也都直接或间接地诉说了她们的酸辛。
除上述情歌外，也有少数反映劳动人民的爱情生活的。这类作品的特点是结合劳动来描写爱情。有的是女子独唱，如《拔蒲》：
朝发桂兰渚，昼息桑榆下。与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
读末二句，不禁令人想起《诗经》中“采采卷耳，不盈倾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的诗句，可谓异曲同工。有的则是男女对唱，如《那呵滩》：
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
篙折当更觅，橹折当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头还!
前一首为女子所唱，后一首是男子的回答。《那呵滩》另一首有“上水郎担篙，何时至江陵”的话，可以肯定这里的“郎”的身份也应该是篙工之类的船夫。因“闻”而相送，说明不是夫妻关系。“各自是官人”，语极幽默。一种应差服役身不由己的愤慨，自在言外。《采桑度》也是和劳动结合的情歌。
南朝民歌除吴歌、西曲外，尚有“神弦曲”十八首，也属于“清商曲辞”。这是江南(建业附近)民间弦歌以娱神的祭歌。据《晋书·夏统传》，当时祭神，多用女巫，“并有国色，善歌舞”，神弦曲大概就是由女巫来唱的。神弦曲所祀之神，大都是地方性的鬼神，来历多不可考。只有清溪小姑传说是三国时吴将蒋子文第三妹，所以《图书集成·博物部》统归之“杂鬼类”。
和《楚辞·九歌》相似，神弦曲也具有人神恋爱的特色。曲词中，有的赞叹男神的美貌，表现为“女悦男鬼”，如《白石郎曲》：
积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艳独绝，世无其二。
有的写女神的私生活，表现为“男悦女鬼”，如《青溪小姑》：
开门白水，侧近桥梁。小姑所居，独处无郎。
这些歌实际上都与情歌无异。朱喜评《楚辞·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词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楚辞集注·楚辞辩证》)意虽不满，但也道出了民间祭歌的一个共同特征。
在艺术形式方面，南朝民歌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体裁短小，多是五言四句，和周、汉民歌不同。其次是语言的清新自然，《大子夜歌》说：“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堪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其实不只是《子夜歌》。第三是双关语的广泛运用。双关语是一种谐声的隐语，有一底一面。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同音同字的。如“合散无黄连，此事复何苦?”(《读曲歌》)用药名“散”双关聚散的“散”，用黄连的“苦”双关相思的“苦”。另一类是同音异字的。如“燃灯不下炷，有油那得明?”(《读曲歌》)用点灯的“油”双关理由的“由”。但这一句的“明”字却又属于前一类。最常见的双关语，是以“莲”双关“怜”，以“丝”双关“思”，以布匹的“匹”双关匹偶的“匹”。这些巧妙的双关语，一方面增加了表情的委婉含蓄，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民歌作者的丰富想象。
最后，我们叙述“杂曲歌辞”中的那首抒情长诗《西洲曲》。这首诗的作者有问题，《乐府诗集》和《古诗纪》都作“古辞”，《玉台新咏》作江淹(但宋本不载)，《诗镜》等又作梁武帝。大概这首民歌曾经过文人们的润色。
这是一首“侬亦吐芳词”的闺情诗，一个少女倾诉了她的四季相思之情。诗中虽没有出现春夏秋冬等字样，但通过“折梅”、“采莲”、“望飞鸿”这类带有季节特征的人物活动，时序的变迁还是非常清楚的。此诗表情细腻，如：“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两句，结合眼前景色，作自我写照，言外便含有无限自怜自惜之意，不惟取喻新颖，属对自然。又如从“采莲”，更生出“弄莲”“怀莲”等事，便觉一往情深，无限低回。按《子夜夏歌》：“郎见欲采我，我心欲怀莲。”则此处“莲”字亦属双关，有望“怜”意。又此诗运用了民歌惯用的“接字”法，首尾相衔，蝉联而下，更加强了诗的节奏美，声情摇曳，语语动人。结句“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更是涉想新奇，余味无穷。范云《闺思》诗：“几回明月夜，飞梦到郎边”，又李白的名句：“春风复无情，吹我梦魂散”、“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都是从此化出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西洲曲》标志着南朝民歌在艺术发展上的最高成就，它的产生时代不可能过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