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太康、元康时期，文坛上出现了更多的作家，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之称。西晋初年，晋武帝在全国统一后，为了稳定统治，又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因此出现了太康年间的小康局面。这更使得士族阶级得意忘形，看不见任何社会矛盾。因此，这一时期以陆机、潘岳为代表的一些士族文人，大大地发展了形式主义的诗风。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今江苏松江县附近)人。吴大司马陆抗之子，吴亡入洛，成为太康文坛最著名的作家，他的文风对当时有深刻的影响。
陆机诗内容贫乏，无非是士大夫的一般感慨，却竭力追求词藻和对偶，结果流于堆砌呆板，繁冗乏力，如《长歌行》：“寸阴无停晷，尺波岂徒旋?年往迅劲矢，时来亮急弦。远期鲜克及，盈数固希全。容华夙夜零，体泽坐自捐”，不过是时光易逝、人生难久一点意思，却敷衍成对偶的八句。陆机诗的另一特点，是机械地模拟前人。比如乐府，曹氏父子是“用乐府题目自作诗”，他却是因袭旧题，敷衍成篇，“踵前人步伐，不能流露性情”(黄子云《野鸿诗的》)。如模仿曹操的《苦寒行》，远不及原诗的形象生动。他的《拟古诗》十二首是模仿《古诗十九首》的，虽曾名重一时，却也是意不出于原诗，只略为变换词句而已。陆机诗的这些特点使他成为当时形式主义诗风的代表人物。
陆机只有少数作品略为可取。如《赴洛道中作》：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不甚铺排辞藻，而能比较形象地写出诗人去国远行途中的一些亲身感受。此外，他的诗也还往往有些名句，如孙绰所说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世说新语·文学》)。
陆机的赋与文，虽然内容也不够深厚，但较有自己的感触和体会，成就比诗要高。如《叹逝赋》、《吊魏武帝文》，都写得凄惋动人。此外，他的《演连珠》引喻贴切，文字工整，表现了他在运用骈俪文字上的熟练技巧。《文赋》则是精心结撰的论文名作，我们将在文学批评一章中叙述。
潘岳(247?—300)，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开封附近)人。晋惠帝时，一些文人名士趋附权臣贾谧，有二十四友之目，“岳为其首”。赵王伦执政时，为孙秀所害。
潘岳与陆机齐名，也是当时形式主义诗风的代表人物。他的诗与陆机一样缺乏深厚的内容，其艺术表现的特点之一是词采华艳，所以孙绰说“潘文烂若披锦”；其次是铺叙过多，往往平缓繁冗而缺乏含蓄。不过他的诗间有真挚的感情，比陆诗要高一筹，特别是他的名作《悼亡诗》三首，其一云：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渑免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帷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兄如或存，周遑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隙来，晨留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帷屏”四句写物在人亡之感，“春风”四句写沉浸于悲哀之中不觉冬去春来的感受，都很动人。后人写哀念亡妻的诗也都用“悼亡”为题，是受了他的影响。
潘岳又“善为哀诔之文”。他的《怀旧赋》、《寡妇赋》、《哀永逝文》等都以善叙哀情著称。如《哀永逝文》说：“昔同涂兮今异世，忆旧欢兮增新悲。谓原隰兮无畔，谓川流兮无岸。望山兮寥廓，临水兮浩汗。视天日兮苍茫，面邑里兮萧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欢哀兮情换。”写丧失了亲人之后，觉得周围一切都变得空旷萧条，表现哀情曲折而深入。
张协(25
5?—310?)，字景阳。他的诗艺术成就较高。在当时日趋雕琢繁缛的诗风里，既能“文体省净，少病累”，又能“巧构形似之言”，写景状物都很形象。《杂诗》十首是他的代表作。它们或写闺中怀人之情，或写远宦思乡之感，或伤怀才莫展，或叹世路多艰，或高歌固穷守志，或自助及时努力，内容较为广泛，而情志的高远，造语的清新警拔，都在潘、陆等人之上。如“秋夜凉风起”：
秋夜凉风起，清气荡暄浊。蜻列吟阶下，飞蛾拂明烛。君子从远役，佳人守茕独。离居几何时，钻遂忽改木。房栊无行迹，庭草萋以绿。青苔依空墙，蜘蛛网四屋。感物多所怀，沈忧结心曲。
全诗情景结合，辞语清拔，很能表现“词采葱倩，音韵铿锵”(《诗品》)的特点。“房栊无行迹”四句，通过景物的描绘来表现思妇的深切怀思，这种手法对后来抒情诗人有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