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子”之称出于《典论·论文》，指孔融(字文举，153—208)，陈琳(字孔璋，?—217)，王粲(字仲宣，177—217)，徐干(字伟长，171—217)，阮禹(字元瑜，?—212)，应扬(字德琏，?—217)，刘桢(字公干，?—217)七人。
“七子”中，孔融年辈较高，政治上反对曹操。他公然在父子的伦理上大反孔孟儒家旧说，被曹操加以“败伦乱理”的罪名而杀害。可说是“汉末孔府上”的“奇人”。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散文。他的文章虽然沿袭东汉文人的老路，骈俪成分极重，却能以气运词，反映了建安时期文学的新变化。曹丕说他“体气高妙”，刘勰说他“气盛于为笔”，张溥说他“诗文豪气直上”，都指出了这一特点。我们读他的《论盛孝章书》和《荐祢衡表》，确乎是“飞辩骋辞，溢气坌涌”的。此外，他的《杂诗》“远送新行客”写悼子之情，哀痛欲绝，也是抒情诗中较好的作品。
孔融之外，其余六人则都是曹氏父子的僚属和邺下文人集团的重要作家。他们目击汉末的动乱，有的还经历困苦流离的生活，他们又都有一定的抱负，想依曹氏父子做一番事业，所以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动乱的现实，表现了建功立业的精神，具有建安文学的共同特征。
王粲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文心雕龙·才略》称他为“七子之冠冕”。他能诗善赋。诗以《七哀诗》为最有名，其第一首是汉末现实的真实写照：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这是诗人由长安避乱赴荆州时写途中所见。诗中通过“白骨蔽平原”的概括描写和饥妇弃子的特写场面，深刻地揭示出当时军阀混战所造成的凄惨景象和人民的深重灾难，使人怵目惊心。这首诗和曹操的乐府一样体现了以旧题写时事的精神。
王粲滞留荆州登当阳城楼所写的《登楼赋》是他赋中的名篇，也是当时脍炙人口的抒情小赋。赋中“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丘。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一节，写他看见异乡风物之美而引起的思乡怀土之情，特别深切感人。这篇赋还表现了作者处于乱世壮志不得伸展的沉痛感情：“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反映了作者积极进取的一面。这篇赋写景和抒情结合，具有浓厚的诗意，脱尽了汉赋铺陈堆砌的习气，显示了抒情小赋在艺术上的成熟。
王粲而外，陈琳、阮禹也都有反映现实的诗篇。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假借秦代筑长城的事，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繁重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与灾难：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这正是当时永远服不完的徭役的象征。诗中役夫忍痛劝妻子改嫁和妻子愿以死相守的表示，艺术地概括了徭役制度下无数家庭的悲剧。而通过对话展开情节，真实地表达了人物内心的情绪，又是乐府民歌中惯用的艺术手法。阮禹的《驾出北郭门行》写后母虐待孤儿，揭露了封建社会家庭关系的冷酷无情，与汉乐府的《孤儿行》相类。
陈琳、阮禹又以书檄擅名当时。陈琳避难冀州依袁绍时所写的《为袁绍檄豫州》和阮禹的《为曹公作书与孙权》，都铺张扬厉，纵横驰骋，具有纵横家的特色。文中多用排比对偶句法，表现了散文逐渐向骈体发展的倾向。
刘桢也擅长写诗，在当时名气很大，可惜流传下来的作品很少，其中写得最好的是《赠从弟》三首，其第二首是这样的：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风。风声一何盛，松枝一何劲。冰霜正惨凄，终岁常端正；岂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这首诗通过比兴手法写出了有理想有抱负之士守志不阿的节操，表现了诗人的“真骨凌霜，高风跨俗”的品格。
徐干是学者，曾著《中论》抨击儒者之弊。但他的情诗《室思》也写得很好：“思君如流水，何有穷已时?”写得一往情深，其意境常为后来的诗人所化用。应扬的诗则无甚出色。
与“七子”相颉颃并以才华著称的是女作家蔡琰。琰字文姬，大约生于灵帝熹平(172—178)年间。她是蔡邕之女，自幼有很好的文化教养，史载她“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但她一生的遭遇却非常不幸。幼年曾随被陷获罪的父亲度过一段亡命流离的生活。后来嫁给河东卫仲道，又遭夫亡，因为无子而回家寡居。未几，在汉末大乱中，为胡骑所掳，遂流落于南匈奴(今山西地方)。在南匈奴她滞留十二年，嫁给胡人，生了两个孩子，后为曹操赎回，再嫁陈留董祀。正是这样的文化教养和不幸遭遇，使她写下了杰出的诗篇。
现在流传下来题为蔡琰的作品共有三篇：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它们都是自传性的作品，由于蔡琰的生平历史记载不详，后人对这些诗的真伪有不同的看法，并引起了争论。但就目前关于蔡琰生平比较可信的一些材料来看，五言《悲愤诗》最符合事实，可以断定为蔡琰所作。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尚须进一步研究。
五言《悲愤诗》是建安文坛上的一篇杰作。它长达五百四十字，象这样的长篇叙事诗，是前此文人诗歌中所没有的。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诗人在汉末军阀混战中的悲惨遭遇。她在被掳途中，受尽了胡兵的虐待和侮辱：
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言“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在滞留胡中的漫长岁月中又无时不为思念亲人乡土的感情所煎熬：“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幸而得以归国了，却又要和亲生的子女离别：
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待她回到家后，等着她的是一片废墟。她虽然“托命于新人”，但是“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在残酷的礼教统治下，有了象她这样遭遇的人是为人所不齿的，无可奈何她只有“怀忧终年岁”了。这首诗虽然中心是写诗人自身的遭遇，但在那个动乱的现实中，遭遇这样悲惨命运的正不知有多少。所以，它是通过一个人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汉末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同时也控诉了军阀混战的罪恶。
汉乐府中开始大量出现叙事诗，象《十五从军征》、《孤儿行》等都是以诗中人物自叙身世遭遇。《悲愤诗》正是从精神到艺术手法都接受了这一传统影响的产物。《悲愤诗》在艺术上的显著特色是现实主义，它善于通过细节的描写，具体生动地表现各种场面，使人有如亲临其境，目睹其人。它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北征》等诗显然接受了它的影响。
骚体的一首艺术成就不高。《胡笳十八拍》却是一首长篇的浪漫主义的抒情杰作。它与《悲愤诗》虽然是同写一件事，但风格迥异。它不是客观地细致地描写诗人的种种遭遇，而是饱含血泪地对不幸的命运发出呼天抢地的控诉，感情汹涌澎湃，如第八拍中写道：
为(谓)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为(谓)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负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
这很能表现这首长诗的艺术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