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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重要标志。它原名《焦仲卿妻》，最早见于徐陵所编《玉台新咏》，诗前小序说：
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这几句话告诉了我们许多事：故事发生的时代、地点、男女主角的姓名，以及诗的作者和时代。这说明徐陵必有所据，才能这样言之凿凿。尽管由长期流传到最后写定，难免经过文人们的修饰，但从作品总的语言风格及其所反映的社会风尚看来，仍然可以肯定它是建安时期的民间创作。只以太守求婚刘家一端而论，这在门第高下区分森严的六朝就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孔雀东南飞》深刻而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在于：通过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同时热烈地歌颂了兰芝夫妇为了忠于爱情宁死不屈地反抗封建恶势力的斗争精神，并最后表达了广大人民争取婚姻自由的必胜信念。由于它所提出的是封建社会里一个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这就使得这一悲剧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感动着千百年来的无数读者。
《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来表现反封建礼教的主题思想。首先我们感到作者以无限同情的笔触全神贯注地从各方面来刻划刘兰芝这一正面人物。作者写她如何聪明美丽、勤劳能干、纯洁大方，特别是自始至终突出了她那当机立断、永不向压迫者向恶势力示弱的倔强性格。在“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的无理压迫下，她知道在焦家无法活下去，她起来斗争了，她主动向仲卿提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在封建社会，被遣是最不体面最伤心的事情，但当兰芝“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时，却表现得那么镇定从容，没掉一滴泪，没有流露出一点可怜相。当她被遣回家，阿兄摆出封建家长的身分逼迫改嫁，阿母又不肯作主，她知道娘家也呆不下去，决定的时刻已经到来，于是内怀死志，而外示顺从，索性一口答应：“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从而摆脱了家人的提防，得以和仲卿密定死计，并最后达到誓死反抗的目的。正是这种倔强性格和不妥协的斗争精神使刘兰芝成为古典文学中光辉的妇女形象之一。
其次，对另一正面人物焦仲卿，作者也作了真实的描绘。他和兰芝不同，所受的封建礼教影响较深，又是个府吏，因此性格比较软弱。但他是非分明，忠于爱情，始终站在兰芝一边，不为母亲的威迫利诱所动摇，并不顾母亲的孤单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罪名”，终于走上以死徇情的彻底反抗的道路：“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仲卿和兰芝虽“同是被逼迫”，但二人处境毕竟不尽相同。兰芝一无牵挂，仲卿则思想感情上不能不发生某些矛盾，自缢前的“徘徊”是他应有的表现。
反面人物焦母和刘兄，是封建礼教和宗法势力的代表。作者虽寥寥几笔，着墨不多，但其狰狞可恶，已跃然纸上。这些反面人物也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出来的，同样具有高度的典型性。
《孔雀东南飞》是怎样塑造这些人物形象的呢?这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个性化的对话。对话，上述乐府民歌中已不少，但在《孔雀东南飞》中更有所发展，贯串全诗的大量的对话，对表现人物性格起了重大的作用。兰芝和仲卿的大段对话不用说，即使是焦母、刘兄的三言两语也都非常传神。如“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便活活画出这两个封建家长的专横面目。
第二是注意人物行动的刻划。如用“捶床便大怒”写焦母的泼辣，用“大拊掌”写刘母的惊异和心灰意冷。这种刻划，在兰芝身上更加明显。特别值得我们玩索的是写兰芝“严妆”一段。被遣回家，原是极不光采、极伤心的事，但作者写兰芝却象做喜事一样地着意打扮自己，这就不仅巧妙地对兰芝的美丽借此作了必要的补叙，并为下文县令和太守两度求婚作张本，而且有力地突出了兰芝那种坚忍刚毅、从容不迫的性格。但是，由于对丈夫的爱，兰芝内心是有矛盾的，所以作者写兰芝严妆时用“事事四五通”这一异乎寻常的动作来刻划她欲去而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复杂的心情。此外，如用“进退无颜仪”来写兰芝这样一个爱好爱强的女性回到娘家时的尴尬情形，用“仰头答”来写兰芝对哥哥的反抗，用“举手拍马鞍”来写兰芝最后和仲卿会面时的沉痛，所有这些，都大大地加强了人物形象的生动性。
第三是利用环境或景物描写作衬托、渲染。如写太守迎亲一段，关于太守的气派真是极铺张排比之能事。但并不是为铺张而铺张，而是为了突出这一势利环境用以反衬出兰芝“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品德和爱情。这种豪华富贵，正是一般人，包括兰芝的母亲和哥哥在内所醉心的。关于景物描写，如用“其日牛马嘶”来渲染太守迎亲那天的热闹场面，用“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来造成一种悲剧气氛，也都能从反面或正面衬托出人物的悲哀心境。
第四个艺术特点是运用抒情性的穿插。在长达一千七百多字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里面，作者的话是很少的。但是，在关键性的地方，作者也情不自禁而又不着痕迹地插上几句。如当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写道：“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又如当兰芝和仲卿最后诀别时，作者写道：“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作者已和他的主人公融成一体了，他懂得他的主人公这时的心情，因而从旁代为表白他们在彼此对话中无法表白的深恨沉冤。这些抒情性的穿插，也是有助于对人物的处境和心情的深入刻划的。诗的结语“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虽用了教训的口吻，明白宣布写作的目的，但并不令人起反感，也正是由于其中充满着作者的同情，带有强烈的抒情性。
前面说过，汉乐府民歌的某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和现实主义表现为不同程度的结合。这也是《孔雀东南飞》一个不容忽视的艺术特点。诗的末段，用松柏梧桐，交枝接叶，鸳鸯相向，日夕和鸣，来象征焦仲卿夫妇爱情的不朽。这是对叛逆的歌颂，对斗争的鼓舞，也是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从精神到表现手法，它都是浪漫主义的。我们知道，在民间流行的有关夫妻殉情的故事中，这类优美的幻想是颇不少的，如韩凭夫妇、陆东美夫妇，以及晋以后流行的梁、祝化蝶等。但见于诗歌，《孔雀东南飞》却是最早的。
此外，语言的生动活泼，剪裁的繁简得当，结构的完整紧凑，也都是这篇伟大的叙事长诗的艺术特色。由于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孔雀东南飞》影响之深远也是独特的。自“五四”运动一直到解放后，它还不断地被改编为各种剧本，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