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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一代今文派经学和称纬之学特盛，占据文坛的仍旧是西汉以来那种歌功颂德的辞赋，整个学术文化领域充满着愚妄和迷信。能够首先冲破这个沉闷的时代，并给以深刻有力的批判的是东汉初年的王充。
王充(27—101?)，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家以农桑为业，是一个“细族孤门”。曾“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他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著《论衡》八十五篇，是我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在这里，王充以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当时统治者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他自言《论衡》是一部“疾虚妄”之书。这种鲜明的态度表现了作者反正统思想的战斗精神。从这种精神出发，作者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许多篇章如《艺增》、《超奇》、《佚文》、《案书》、《对作》、《自纪》等篇中提出了不少进步的主张，对魏晋以后的文艺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充重视文章的实用价值，他说：“夫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佚文》)他要求文人能负起“劝善惩恶”、“匡济薄俗”的教育任务。正是从文章这一实用目的出发，他要求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说：“定意于笔，笔集成文，文具情显。”(《佚文》)“文”是形式，“意”、“情”都是内容，二者是“外内表里，自相副称”(《超奇》)，彼此是统一的。但二者的关系他人为是这样的：“人之有文也，犹禽之有毛也。毛生五色，皆生于体。苟有文无实，是则五色之禽，毛妄生也”(同上)。内容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而形式也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情见乎辞”，所以“文辞美恶”又“足以观才”。(《佚文》)文章既有充实的内容，又有绚烂的文采，才能使读者“诚见其美，灌气发于内”(同上)，从而收到潜移默化的感染作用。因此，王充虽然反对“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其善，进恶没其罪”(《艺增》)的作法，但他并不完全反对夸张。他曾列举了《诗》、《书》、《论语》的实例说明夸张的必要，认为夸张可以“令兄惑之人，观览采择，得以开心通意，晓解觉悟”(同上)。这确实说出了文学夸张手法的用意。
为了更好地发挥文章的教育作用，王充主张书面语言和口语的一致，主张用明白易晓的语言写文章。他说：“夫文由(犹)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又说：“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自纪》)这些主张正是对当时流行的“深复典雅，指意难睹”的赋颂的批判，也是对当时文坛“尊古卑今”，以古语代今语的崇古风气的批判。作者还从要求书面语和口语一致的前提出发，讨论了古今语异的原因。他说：“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隐闭也。后人不晓，世相离远，此名曰语异，不名曰材鸿。”(同上)这样的看法说明王充分析问题具有一定的历史发展的眼光，这是他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
王充要求文章的创新，反对模仿和因袭，是他的反对盲目崇古精神进一步的表现。他认为文章不能千篇一律，每篇文章都应有自己特殊面貌。当别人指责他“文不与前似，安得名佳好，称工巧”时，他回答说：“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是则五帝不异事，三王不殊业也。”又说：“谓文当与前合，是谓舜眉当复八采，禹目当复重瞳。”这种要求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创造性的革新精神，给予那些对所谓古圣先贤“信之入骨”的人以辛辣的嘲笑和有力的批判。
王充进步的文学观点与当时文坛上模拟因袭的不良倾向，成了鲜明的对照，并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值得十分重视的文学理论批评的遗产。
东汉还有一些政论文，他们在议论时政、针砭时弊上，继承了贾谊、晁错的优良传统，对当时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其中最著名的是王符的《潜夫论》、崔是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就文章而言，它们的结构严密，语言质实，并常常用历史故实和生动的譬喻来加强文章的说服力量。由于辞赋的影响，这些政论文也有善于铺陈，多用排偶的特点，但文章气势一般不如西汉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