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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开创了纪传体的历史学，同时也开创了传记文学。由于《史记》的杰出成就以及它的历史记载截止到汉武帝时代，后来就有不少文人学者如刘向、刘歆、扬雄、史岑等皆缀集时事来续补它，但大都文辞鄙俗，不能和《史记》相比。班固的父亲班彪有鉴于此，乃采集前史遗事，傍贯异闻，著“后传”数十篇。“后传”仍是递续《史记》的，不能独立成书，但它成为班固著《汉书》的重要基础。《汉书》独立成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同样对后代史学和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影响。旧时史汉、班马并称，是有它的一定理由的。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幻年聪慧好学，“九岁能属文，诵诗书”，十六岁入洛阳太学，博览群经九流百家之言，“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因此，颇为当时儒者所钦佩。二十三岁，父班彪死，还乡里三年。明帝永平元年(58)开始私撰《汉书》。五年后，有人上书明帝，控告他私改国史，被捕入狱。弟班超上书解释，明帝阅读了他著作的初稿，不但没有惩罚，反而对他的才能十分赞许，召为兰台令史。过了一年，升为郎，典校秘书，并继续《汉书》的编著工作。经过二十余年努力，至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一部分“志”、“表”是在他死后由妹班昭和马续续成的。章帝时，班固升为玄武司马，与诸儒讲论五经同异于白虎观，撰成《白虎通德论》。和帝永元元年，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班固为中护军，随军出征。窦宪得罪后，牵连到班固，入狱死，时年六十一。
《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有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它叙述自汉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二十九年的断代历史。
班固出身于仕宦家庭，受正统儒家思想影响极深，因此，他缺乏司马迁那样深刻的见识和批判精神，他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来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特别由于他奉旨修书，所以《汉书》虽多半取材于《史记》，却没有《史记》那样强烈的人民性和战斗精神。但班固作为一个历史家，还是重视客观历史事实的，因此，在一些传记中也暴露了统治阶级的罪行，如《外戚列传》写了宫闱中种种秽行，特别是成帝和昭仪亲手杀死许美人的儿子一段，充分暴露了统治阶级残忍险毒的本质。在《霍光传》中揭发了外戚专横暴虐及其爪牙鱼肉人民的罪行，在一些字里行间表示了对他们的谴责。在《东方朔传》中抨击了武帝微行田猎和扩建上林苑扰害人民、破坏农业生产的行为。在《汉书》的一些传记中也接触到了人民的疾苦，象《龚遂传》中他写了人民“困于饥寒而吏不恤”，因而铤而走险，流露了作者对人民的同情。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他对那些能体恤人民疾苦的正直官吏如龚遂、召信臣等都特为表扬，对酷吏则肯定其“摧折豪强，扶助贫弱”的进步一面，斥责其残酷凶暴的一面。此外，班固对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东方朔的怀才不遇，也都寄予同情，表现了他的爱憎。所有这些都是《汉书》值得肯定的地方。
作为史传文学，《汉书》有不少传记也写得十分成功。《朱买臣传》写朱买臣在失意和得意时不同的精神面貌以及人们对他的不同待遇，从那些具体的描写中，充分揭发了封建社会中世态炎凉的现象。《陈万年传》通过陈咸头触屏风的细节，写出了陈万年谄媚权贵、卑鄙无耻的丑态；《张禹传》也只通过了张禹自己的行为、生活和谈话，写出了张禹虚伪狡诈、贪财图位的丑恶形象。最著名的是《苏武传》。它表扬了苏武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高尚的品德，通过许多具体生动情节的描写，突出了苏武视死如归，不为利诱，艰苦卓绝的英雄形象，特别是李陵劝降时，表现了苏武始终如一凛然不可犯的严正态度，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尽管李陵动之以情义，诱之以利害，娓娓动听，但苏武却丝毫没有动摇。他的言语不多，却字字有力，表示了为国家宁愿肝脑涂地的坚决信念。因此，当苏武说出“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的话时，李陵竟不禁自惭形秽而喟然叹息地说：“嗟乎!义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两两对照，形象是异常鲜明的。最后写李陵送苏武返汉也很精采：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我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巳死，虽欲报恩将安归?”陵泣下数行，因与武决。
这又是极其鲜明的对照。虽然这里只写了李陵向苏武表白自己内心悲痛的一段谈话，但其中所流露的重个人恩怨得失而轻国家民族的思想，却更加反衬出苏武留居匈奴十九年坚持民族气节的高尚品格。
《汉书》的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但作者在取舍之间也费了一番整理剪裁的工夫，不能完全看作钞袭。《汉书》叙事一般说来不如《史记》的生动，但简练整饬，详赡严密，有自己的特点。《汉书》中附录了大量的辞赋和散文，这是它为后来文章家爱好的一个原因，但因此也影响了它叙事的集中和人物特征的鲜明、突出。
班固又是东汉前期最著名的辞赋家，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东汉建都洛阳，关中父老犹望复都长安，而班固持异议，因作《两都赋》。赋中假设西都宾向东都主人夸耀西汉都城(长安)的繁盛，宫苑的富丽，东都主人则责备他“驰骋乎末流”，转而向他称说今朝的盛事。他先颂扬光武帝的建国，继述明帝修洛邑(东都)，“备制度”，再称田猎、祭祀、朝会、饮宴的盛况，以显示今朝的声威，最后归于节俭，“以折西宾淫侈之论”。《两都赋》体制宏大，亦有不少警句，但他竭力模仿司马相如，仍旧是西汉大赋的继续，没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答宾戏》仿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表现作者“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的志趣。《幽通赋》仿《楚辞》，也是述志之作。
班固在《两都赋序》、《汉书》一些传赞和《艺文志·诗赋略》中表达了自己对辞赋的看法。他认为辞赋源于古诗，要求辞赋应有《诗》的讽谏作用。但由于东汉初期社会还比较稳定，他陶醉于“海内清平，朝廷无事
”的歌颂，因此，就不可能看到汉赋的根本弱点。他不同意扬雄对辞赋的看法，他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汉书·司马相如传赞》)这就未免夸张司马相如赋的讽谏作用。班固还从“润色鸿业”出发，把言语侍从之臣日月献纳和公卿大臣时时间作的辞赋都说成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这些看法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对文学的要求和正统儒家一般的文学观点，对东汉辞赋的泛滥文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响后世文学亦不小。不过，我们也正从这里看到汉代辞赋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本质。
东汉历史散文除《汉书》外，还出现了赵晔的《吴越春秋》和袁康的《越绝书》等所谓杂史一类的散文。《吴越春秋》和《越绝书》的内容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史实，主要是根据《国语》，同时还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它们并不拘泥于历史的故实，在故事铺叙和人物描写上，两书都有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地方，其中显然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例如《吴越春秋》所记伍子胥奔吴，途中遇渔父、击绵女事，以及伍子胥死后显灵等，都和后世的传奇小说相类似。特别是《吴越春秋》，它集中写了伍子胥奔吴及破楚报仇和勾践发奋图强、灭吴雪耻的两段历史。它虽依傍史籍的记载，又不完全照钞，写出了不少生动曲折的故事，并且注意前因后果、首尾照应，对故事的来龙去脉都交代清楚。这种写法实际上就是后世历史演义小说的手法，只不过还以历史面目出现而已。人物性格，如伍子胥的忠直强谏，范蠡的深谋远虑，勾践的忍辱为国，都有很好的表现，其中以伍子胥这个人物写得更为成功，他是贯穿吴国兴亡的中心人物，前半写他奔吴，以客卿身分为吴王阖闾出谋献策，推荐贤士，终于攻破了楚国，报了杀父杀兄之仇，并使吴王称霸于诸侯，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政治的才能。但他因自己是不容于楚而来奔，所以处身行事都显得十分谨慎。后半写夫差继立，刚愎自用，伍子胥强谏不从，终于饮恨自杀，吴国也随之灭亡。这时，伍子胥是以托孤老臣身分出现的，因而出言激切，无所顾忌。性格、形象都很突出。《吴越春秋》中伍子胥事迹的记叙，为后世有关这一人物的小说、戏曲的创作打下了基础，影响是颇为深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