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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时代是辞赋最兴盛的时代。《汉书·艺文志》著录西汉的赋，不算“杂赋”，共有七百余篇，其中武帝时就有四百余篇。司马相如是这时期的最大代表作家。
司马相如(?—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人。最初“以赀为郎”，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后免官游梁，与邹阳、枚乘等同为梁孝王门客，著《子虚赋》。过了几年，梁孝王死，相如归蜀，以琴挑临邛富人卓王孙寡女文君，文君夜奔相如，同归成都，“家徒四壁立”。后来与文君又回临邛，以卖酒为生，“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着犊鼻军，与保佣杂作，涤器于市中”。王孙以为耻，乃分给文君家僮(奴隶)和财物。因为武帝读了相如的《子虚赋》，大为赞赏，以及狗监杨得意又乘机推荐，武帝就召见了相如，相如乃改赋天子游猎之事，就是现今所传的《子虚赋》(《文选》分“亡是公”以下为《上林赋》)。武帝大喜，任为郎。从此相如在汉宫庭任官，并深得武帝的信任。后相如出使“通西南夷”，著《难蜀父老》一文，对沟通汉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起了积极作用。晚年以病免官，家居而卒。
《子虚》、《上林》是司马相如赋的代表作品。赋中假设楚国子虚，和齐国乌有先生的互相夸耀，最后亡是公又大肆铺陈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及天子射猎的盛举，以压倒齐楚，表明诸侯之事不足道。这样，作品就歌颂了大一统中央皇朝无可比拟的气魄和声威。在统一帝国政治经济空前发展、中央王朝对封建割据势力的斗争取得进一步胜利的时代，这种歌颂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作品主要部分在于夸张帝王的物质享受，渲染贵族宫庭生活骄奢淫佚的风气，迎合了武帝的好大喜功。赋末委婉致讽，流露了作者另一方面的思想：即认为过分奢侈“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计，作者主张“解酒罢猎”，与民同利。正如扬雄所谓“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实际上它起不了多少讽谏作用。
前面已经提到新体赋的特色是铺张。在这一点上，《子虚》、《上林》比枚乘《七发》有进一步的发展。作品以子虚夸楚开始，说“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并乘势大力夸耀楚王游猎云梦的规模。哪知乌有先生却以齐国的渤解、孟诸可以“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
”，压倒了楚国。最后亡是公才以天子上林的巨丽、游猎的壮观，又压倒了齐楚。这样一浪高过一浪，形成了文章壮阔的气势。其次是以大量的连词、对偶、排句，层层渲染，增加了文章词采的富丽。例如：
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虚，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这种描写确实气势充沛，波澜壮阔。但也往往夸张失实，“虚而无征”，铺张过分，转成累赘。而且由于层层排比，板滞少变，堆砌词藻，好用奇词僻字，读之令人生厌。例如：
于是乎崇山矗矗，龙从崔巍；深林巨木，崭岩参嵯。九峻截薛，南山峨峨；岩沲遽倚，摧委崛崎。振溪通谷，蹇产沟渎，含呀豁闭。阜陵别乌，崴鬼隈鬼，丘虚崛儡。隐辚郁儡，登降施靡。
司马相如精通文字学，作过字书《凡将篇》。其后扬雄、班固莫不如此。因此在文字上夸奇炫博，就成了这些赋家的习气。
《子虚》、《上林》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虽出于《离骚》，但其有意识地虚构人名，展开辩论，则又兼采《庄子》手法。后来扬雄《长杨赋》的“子墨客卿”、“翰林主人”，张衡《二京赋》的“凭虚公子”、“安处先生”都是模仿这种形式。
《子虚》、《上林》赋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的友人盛览尝问他作赋秘诀。相如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才力，即他说的“赋家之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空前统一、繁荣的汉帝国的出现，加强了正处在上升期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信心，也大大开拓了文人学士的胸襟与眼界，使他有可能在赋里多少反映这个强大的汉帝国的面貌，也多少表现了当时统治者一种发扬蹈厉的精神。后来张衡二京，左思三都，虽篇幅加广，而气魄终觉不如。至南朝文人勉强学步，就如在蹄涔之水，吹波助澜，更无足观了。所以《子虚》、《上林》赋的出现是有一定的现实社会基础的。然而作品所表现的时代面貌终究是非常表面和畸形的，因此它们并不能真正反映它的时代。至于它们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则与楚辞有很多联系，是楚辞的变化和发展。
《子虚》、《上林》赋在汉赋发展史上有极重要的地位。它们确立了一个“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汉赋自司马相如始以歌颂王朝声威和气魄为其主要内容，后世赋家相沿不改，遂形成一个赋颂传统。如果说这种歌颂在司马相如时代还不是全无意义的话，那么随着时代的变化，它往往流为粉饰太平，对封建帝王贡谀献媚，全然失去意义。它们也奠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后世赋家大都按照这一体制创作，愈来愈失去了创造性。
司马相如还著有《大人赋》、《长门赋》、《哀秦二世赋》等骚体作品。《大人赋》迎合了武帝好神仙的心理，所以武帝读后大为欢喜，“缥缥有凌云之气”。《长门赋》据叙中说，是为武帝陈皇后失宠而作。《南齐书·陆厥传》载厥与沈约书，谓《长门》、《上林》非一家之赋。从文章风格看来，的确如此。后来顾炎武因叙文不符事实，也断为后人托名之作。不过这赋即属伪作，仍是一篇很好的抒情文。它细致地同时典型地表现了一个失宠的宫人望君不至的复杂变化的心情，对后世宫怨诗的创作有一定启发作用。
司马相如的散文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封禅文》等。《难蜀父老》假托蜀父老非难“通西南夷”，从而引出作者的正面意见，阐明“通西南夷”的重大意义。《封禅文》颂扬“大汉之德”，认为可以举行封禅的典礼。这些文章的思想倾向与《子虚》、《上林》赋有一致之处，足以互相印证。司马相如的散文常用宾主答问形式及排偶句调，颇有辞赋气味。
围绕在汉武帝周围的文士除司马相如外，还有朱买臣、吾丘寿王、严助、主父偃、东方朔、枚皋、终军等。而公卿大夫如儿宽、孔臧、董仲舒、司马迁等，也时常作赋。武帝时代的辞赋，实盛极一时，成为文坛的主要形式。
枚皋是枚乘的儿子。《汉书·艺文志》说他有赋一百二十篇。但“其文执披，曲随其事”(《汉书·枚乘传》)，是典型的文学弄臣，连他自己后来都“自悔类倡”。
东方朔是个滑稽家，常在武帝前调笑取乐，“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汉书·东方朔传》)。曾上书反对武帝起上林苑。由于武帝把他当俳优看待，他在政治上不得信任，便写了一篇《答客难》发泄牢骚。《答客难》是一篇散文赋，设主客问答，说明战国“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士人可以“身处尊位”，而到了武帝大一统的时代，情形则完全两样。例如说：
……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
这道出了士人在帝王的随意摆布下，怀才莫展的实况，具有一定的意义。他又有《非有先生论》，用主客问答的形式劝帝王听谏，风格与《答客难》相近。另有骚体赋《七谏》，因袭楚辞，无甚特色。东方朔的作品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如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张衡《应间》等，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模仿《答客难》的。
此外，武帝时代在淮南王刘安(?—前122)那里，也形成了一个辞赋和散文的中心。《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可见刘安及其宾客作赋众多的一斑。刘安是爱好屈原作品的，他的《离骚传》最早给屈原和《离骚》以很高的评价。认为《离骚》兼有《国风》和《小雅》之长，而屈原的“志”则可“与日月争光”。可惜刘安的赋今已不传。他的群臣赋也只存小山的《招隐士》一篇。它描写山中幽深险阻，有猿穴虎豹，不可久留。语言富于形象性和音乐性，是汉代优秀的骚体赋。今存《淮南子》二十一篇是刘安群臣或宾客的集体著作，它包含各派思想，和《吕氏春秋》一样，被列为“杂家”。实际主要是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它同样惯用历史传说和神话故事说理，因而保存了许多古代历史和文学的片断。它的文章，排比铺张，则显然受辞赋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