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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是非常长远的。北京西南房山县周口店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初期的中国猿人骸骨化石，证明了大约五十万年以前我国已有人类居住。这些原始人类经过长期劳动，他们自身和生产力不断发展和进步。据文献记载，大概到了传说的五帝时代，可能已经进入氏族社会后期。我国儒家所乐道的尧舜禅让，天下为公，大概就是氏族部落会议以及氏族长和部落酋长推选制的反映。那时的社会没有阶级，生产资料公有，人人劳动，没有剥削。儒家经典著作中曾称赞它为理想的“大同”时代。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少数人占有了生产资料，人类开始出现了阶级，社会更有了保护私有制的措施，氏族社会逐渐解体，国家组织也逐渐形成。我国古代文献多有夏禹“家天下”的传说，认为是“小康”时代的开始。按照这个传说看来，夏代可能就是阶级社会即奴隶社会的起点。但即使如此，只能看作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推移的过渡状态，真正的奴隶制社会是到了殷商时代才完成的，这有许多文献及地下发掘材料可以确切证明。后来生产力进一步发展，
生产关系起了变化，奴隶社会才逐渐向封建社会转化。这个转化的完成约在春秋战国之交。及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于是我国封建社会制度由完成走向巩固。
我国民族文化的历史也是非常长远的。从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看，生产工具已相当进步，且有红色陶器，其时代约在公元前五六千年左右，我们一般称为“仰韶文化”或“采陶文化”。比“仰韶文化”稍晚、其时代约在公元前四千多年的又有“龙山文化”，这是山东济南的龙山镇发现的。其文化遗存有精致的黑色陶器、卜骨等。这些考古学上的材料，使我们看到远古时代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缩影。
从野蛮到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文字的发明创造。文字的发生一般是在奴隶制国家建立的时候。我国何时开始有文字，现在还不能断言，但自从甲骨卜辞的发现，证明至迟在殷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已有初步的定型文字，同时也有了用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标志着我国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后来文字的应用渐渐推广，史前时期流传的原始人民的口头创作如诗歌、神话故事等，有不少被记录下来，使我们得以从文献中窥见上古文化的一斑和文学艺术的萌芽。
但文学艺术并非起于有了文字之后，远在文字发明创造以前，文学艺术早已产生。上古时代文学的具体情况不能知道，所可推测的就是上古文学同现实生活结合得非常紧密，其中有同自然作斗争的神话，有和生产密切相联系的诗歌，也有表示愿望、趋吉避凶的咒语式的祷祝辞。还不难推测：由于上古时代人们的群居生活和集体劳动，决定它的文学艺术活动一般是集体的；又由于那时候既没有文字，也没有社会分工，文学就只有口头创作，没有书面创作；只有文学和其他艺术如诗歌和音乐、舞蹈那样互相结合的形式，没有单纯的文学作品独立存在。所有这些集体性的口头创作以及文学和其他艺术相伴随的现象，都是上古文学的特点。
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通过人们头脑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又是阶级意识形态的形象的表现，它不可能超阶级而存在。但上古时代的社会还未分裂为两个对抗性阶级，所以那时的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到了阶级社会形成以后，一切文学艺术就不可能不打下阶级的烙印，同时也揭开了两种文化斗争的序幕。
夏代有无文字，不得而知。文献所载有关夏代的历史多属传说性质，其诗歌、谣谚和散文可靠的也很少。但其中如“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样的语句反映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即奴隶坚决反抗奴隶主的斗争，相传为夏桀时人民大众的呼声，却是比较可信的。(注：此据《尚书·汤誓》引，与《孟子》、《史记》稍异。俞樾谓二句是韵语，疑为夏民歌谣。)
殷的先世本是游牧部族，向无定居生活。成汤以前就迁徒过八次，成汤至盘庚，又迁都五次。那时牧畜业异常发达，从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到祭祀时大量用牲的现象。中叶后由牲畜进入农业生产。《尚书·盘庚》屡次提到农事；甲骨文中有“禾”、“黍”、“稻”、“麦”、“稷”、“粟”等字，证明殷代确有很多种类的农产品。由牲畜发展到农业生产是很自然的。游牧过程中，既易发现农作物，又能驯服牛马。文献中常有殷的先公服牛乘马的记载，不难设想，役使牲畜减轻人力，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关键。
殷代的主要生产者都是奴隶。甲骨文中有“奴”、“仆”、“臣”、“妾”、“臧”、“奚”等字，都是奴隶的名称。为了防止奴隶的怠工，镇压奴隶的反抗，统治者制定极为严酷的刑法来管制他们，所谓“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左传》昭公六年)，其目的就是为此。据《韩非子·七术》，“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这固然表现统治者的残酷，同时也反映了那时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手工业和文化艺术都有很大的进步。就拿工艺来说，殷代青铜器中有各种各样的祭器、食器和兵器，有的上面还有铭文。近年出土的“司母戊鼎”重一千七百市斤，花纹精美，可见殷代的冶炼工业技术已达到高度的成就。而那时奴隶主贵族为了祭祀和享乐，音乐歌舞也极为发达。文献所载汤时的乐歌乐舞如“大攫”、“晨露”、“九招”、“六列”、“桑林”之类，或不可信。但“恒舞于宫，酣歌于室”的“巫风”早已普遍流行，以至悬为禁令。(注：见《墨子·非乐》。“酣歌于室”四字据晚出古文《尚书·伊训》补。)直至殷末纣王之时，还使乐师作新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周武王数其罪状，斥为“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史记·殷、周本纪》)。这些都证明殷代的音乐歌舞是十分发达的。不难想象，在此种情况下，必有不少诗歌配合演唱，但因年代久远，没有流传下来。
殷代宗教迷信之风最盛，鬼神权威至高无上。国王事无大小，必须请示鬼神，预测吉凶祝福，作为一切行动的指南。从事这方面活动的有两种专职人员，那就是巫和史。他们通过卜筮方法代表鬼神发言，凡繇兆、祝辞、神告、占卜的记录以及国王的讲话等，无不写成书面语言，或刻于甲骨，或书于典册，这些就是殷墟中的甲骨卜辞，《周易》中的封、爻辞，《尚书》中的殷商文告等。
巫史在当时都是为迷信服务的，巫能歌舞娱神，史掌文字记录，他们对后来的诗歌、散文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周的祖先本是很早就散居在我国陕西泾、渭流域的一个部族。它最初的根据地是邰(今陕西武功)，传到公刘时，人口渐渐繁衍，于是南渡渭水，北至于豳(今陕西旬邑)。这时周部族虽然一面仍在迁徒，一面已有定居，似乎正处在由游牧生活过渡到初期农业阶段。到了古公颤父的时候，为另一部族所逼，不得已放弃豳地，翻过梁山，迁到岐山下(今陕西岐山一带)居住。他们在迁徒中发现一块肥沃的土地，名曰周原，是一个理想的庄稼地，就在这里建起城邑和房屋来，督率人民继续生产，奠定了一定的农业基础。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迅速地充实和加强了周部族的力量，到了殷末，逐渐沿着黄河向东扩张，成为威胁殷国的劲敌。文王时，黄河西岸一带的部族都归他控制，于是自岐迁都于丰(今陕西雩县)，势力日益强大，不到十几年，文王之子武王遂一举灭殷，建立一个版图更大的王国，这是公元前十二世纪初期的事。
武王死，子成王继立，年幼，武王弟周公摄政，平管蔡之乱，征伐奄国，镇压了殷人及其旧属的反抗。并制礼作乐，大兴文教，配合统治，使王朝政权日益巩固，为成康之治奠定了基础。大概周初鉴于殷纣的灭亡，对待奴隶稍宽，组织他们从事耕种，积极生产，因此人民生活比较好转，社会秩序相当安定，这是成康年代获致短期太平的主要原因。懿王以后，周室渐衰，外患渐起。传至厉王，贪财暴虐，禁止诽谤，被国人驱逐。宣王时，南征北伐，东平淮徐，号称中兴。及幽王立，荒淫昏暴更甚于厉王，人民怨恨，贵族离心，后竟为犬戎所杀，西周遂亡。
周既灭殷，政治经济等方面多所改革。从武王起，即分封宗室和功臣，立五等爵位，先后受封列为诸侯者，兄弟、同姓和异姓凡数十人，对保卫王室有很大作用。其后屡有封建，除土地外，还分给一部分劳动力，其实就是奴隶，帮助他们生产。例如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分唐叔以怀姓九宗，都是把殷商遗民和旧属当作奴隶来赏赐和使用。虽然如此，但一切土地人民仍归王室所有，而且从王公到仆台，把人分为十等，圉和牧还不在内。庶民或众人，实际上都是农民，更处于最下层，是最受压迫的阶级。所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这就是西周时代政治社会组织的一个轮廓。
西周文化在长期积累和损益前代经验的基础上空前提高，其主要精神在敬天事神，而更重人事。从此出发，一切典章制度颇为完备。例如礼有吉、凶、宾、嘉、军五种，尊卑、长幼、亲疏、贵贱各有差等。乐有“房中”、“雅”、“颂”之分，舞有“大武”、“勺”、“象”之别。《易象》本古代卜筮之书，《春秋》是当时记事之史，前人认为周公所定，固不可信；但在过去的基础上是有所总结有所发展的。至于《诗》三百篇和《尚书》中的《周书》更不必说都集中地反映了周代的高度文化水平，为后来儒家经典所自出。所以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
西周的文学就是在上述的社会经济的基础上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它全面深刻地反映了那时代的社会本质和面貌。
从周初到成康，的确是一个比较安定的时期。贵族统治阶级在“绥万邦、屡丰年”的情况下，为了求福佑，敬祖宗，他们经常举行大规模的祭祀，创作很多颂歌，配合音乐舞蹈，在各种祭祀仪式中进行演奏，这样就产生了《诗经》中的“周颂”。其中如《清庙》祭文王，《思文》祭后稷，是歌颂祖宗功德的诗；《丰年》、《良耜》等篇是祭农神、庆丰收的诗。另外一部分周初的诗，虽不用于祭祀而具有同样意义的，如“大雅”的《文王》、《大明》、《绵》、《公刘》等篇除追述先公先王功德外，还保存一些周朝先世的传说和史迹。贵族统治者们每当祭祀结束，照例就是宴会：“或献或酢，或燔或炙”，饮食歌舞，其乐可以想见。至于平时宴飨，如“小雅”的《鹿鸣》、《伐木》、《天保》等诗也表现了同样的愉快，而且祝福上寿，语妙形容，极尽颂祷的能事。这些都充分反映周初统治阶级安乐暇逸的生活。
但是这种日子是不长久的。夷、厉以后，至于幽王被杀，平王东迁，内忧外患，王室愈衰。春秋时诸侯争霸，战乱相寻，人民极端痛苦，阶级矛盾尖锐化。就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大量的所谓“变风”、“变雅”的诗歌。其中有人民对长期兵役、徭役的怨恨，对残酷剥削的愤怒和控诉，如《君子于役》、《何草不黄》、《伐檀》、《硕鼠》等。这时统治阶级内部亦矛盾重重，有如《十月之交》、《北山》、《雨无正》、《瞻昂》等，一片愁怨不平和追究祸乱原因的责难声充满了字底行间。总之，一部现实主义的《诗经》三百篇就是反映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西周的散文也正在逐渐发展。上述的《尚书》中的《周书》部分可为代表。其中可靠的有十几篇，主要是周武王至穆王时王朝史官所记的文告和策书，即所谓“诰”、“命”等，还有属于西周末的一篇，属于诸侯的二篇，这些都是周初到春秋前期的载在简册的散文。还有一种铸在铜器上的铭文，长者达数百字，文体与《周书》相近。从大量的西周彝器铭文看来，可知当时散文应用的范围极广。西周的“诰”、“命”和铜器铭文为春秋以后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之交，约在公元前四世纪前后，我国社会发生根本变化。具体地说，也就是地主阶级的兴起和奴隶主贵族的没落。西周土地国有，由于生产力日益发展，诸侯大夫在公田外开辟了大量的荒地，成为私田。私田是不纳税的，后来私田过多，春秋中叶，鲁国才采取按亩征税的办法，以增加国家收入。(注：鲁宣公十五年，初税亩，见《左传》。)这在事实上就是承认了土地私有权。后来奴隶逐渐解放，铁的耕器普遍使用，农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了，私田就越来越多，诸侯大夫越来越富，私田的数量既超过公田，原来的土地国有制逐渐被破坏，因而促使奴隶制的崩溃，由奴隶制社会渐渐转入封建制社会。在这个社会急遽变化的过程中，私家经济力量远远超过公家，表现在政治上则是王室卑弱，诸侯强大；公室卑弱，大夫强大。这时不但周天子“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就是本来强大的诸侯也有“不保社稷”的，如田氏篡齐，韩、赵、魏三家分晋，都是空前的社会大变革。同时，吴起相楚，废疏远公族以养战士，又令贵人实广虚之地。(注：见《史记·吴起传》及《吕氏春秋·贵卒篇》。)不久，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使人民得自由买卖：这一连串的大事件先后发生在这一历史时期，实在是必然的趋势。由此引起各方面的社会变化，也是必然的趋势。从春秋末年看，一般较有见识的政治家已经看到迷信天道鬼神的无益和争取人民的重要，例如子产不毁乡校，不听裨灶禳火；晏子预知民归陈(田)氏，反对禳祭彗星。他们之所以比较明智，正因为社会现实告诉他们：当前政治斗争的努力方向是人事，不是天道；斗争胜败的关键是争取人民，不是乞怜鬼神。这一新的政治经验断断乎不是保守派的公族所能理解的。果然，情况的发展到了战国，就有许多统治阶级懂得这个道理，各国诸侯卿相争相养士，特别是几个贵公子，门下食客多至三千人，鸡鸣狗盗、引车卖浆之徒莫不宾礼。冯谖为孟尝焚券，孟轲劝齐王保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些宝贵的现实的经验教训促使执政者都要求历史家总结出来，作出新的历史记录以资借鉴。因此就促进了历史散文的发展，产生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新型历史著作，从古奥棘涩、佶屈聱牙的《尚书》“诰”、“命”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新的散文风格。
奴隶社会的崩溃，更显著地引起人们思想意识的变化。西周以前的统治思想是神权至上、君权至上而又二者统一的思想。比如说，从前的天或帝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世间治乱兴衰、吉凶祸福都由他决定；到了战国，就有人肯定地说：“治乱非天也。”“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奴隶社会是不把人当人的，春秋以来，人的地位逐渐不同了。孔子讲“爱人”，讲“泛爱众”；稍后，子夏讲“四海之内皆兄弟”；战国时，墨子讲“兼爱”；许行讲“并耕”；而孟子不但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且进一步讲“民为贵，君为轻”。总之，这时社会的变革已经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要求对一切事物的再认识，特别是上帝权力的动摇，人民地位的提高，个人作用的肯定和发挥等都在春秋以来儒、道、墨、法诸家的学说中体现出来。他们之间主张不同，互相对立而又互相影响，其中心思想最后总表现在政治上，成为某种主要倾向。
由于阶级斗争的激烈，许多政治家、学者都企图推行自己的“道”；更由于统治者的争取，他们纷纷到诸侯各国进行游说，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例如孔子周游列国，席不暇暖；墨翟、宋开为了反对不义战争，都去说楚王罢兵；孟轲先后说齐宣王、梁惠王；许行自楚至滕说滕文公；荀卿先游齐，后适楚。其他纵横法术之士，从个人利益出发，奔走各国之间，那就不必说了。当时各派学者因诸侯延揽而大量集中，最多者莫如齐国。据《史记·田完世家》载：
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术派别不同、思想见解各异的学者，都以客卿的身分住在“康庄之衢”的“高门大屋”，虽然没有实职，却都可以畅所欲言地讨论国家大事，抒发各种不同的意见和主张。他们各人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互相辩难，各不相下，著书立说，授徒讲学，这不但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而且开始出现私家著述的风气。先秦的诸子百家，其中最突出的如《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的散文，都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战国时代是诸侯兼并、互相攻伐的时代，也是合纵连横、激烈斗争的时代。由于长期分裂，长期战乱，造成对人民极大的灾难，人民迫切要求统一。战国后期，七雄并峙，以秦、楚、齐三国为最强，都有统一中国的可能。而楚国幅员广大，物产富饶，自然条件远比秦齐为优。自楚威王灭越，其地东至于海，北至于河，西有巴蜀，南有黔巫，几乎占有当时大半个中国。自楚武王改革军制，整顿军备，军事力量更加强大。所以《荀子·议兵篇》说：“楚人鲛革犀兕以为甲，合如金石；宛巨铁也，惨如逢虿；轻利票敕，卒如飘风。”可见楚国的确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强国。后来楚悼王用吴起为相，再度富强。楚怀王初年，曾为诸侯盟主。如果长期任用得人，内政外交采取积极措施，争取人民拥护，统一中国的可能性要比秦国更大。这就是春秋以来楚国历史发展的基本形势。
远在春秋初期，楚国就屡次同北方诸侯接触，学术文化颇受其影响。楚国卿大夫早已熟练了“赋诗”见志的外交辞令。楚灵王的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后来又出现许多著名学者。其历史典籍则有《寿杌》、《楚书》等。齐梁时，楚武王、昭王墓中发现竹简，文字略近小篆。近年各地又先后发掘出不少的楚器和竹简，这些都足以证明楚国文化有悠久的历史，在长期独立的发展中，一面吸收中原文化，一面又丰富、提高自己的文化。江汉的民歌，沅湘的民俗，以及音乐、舞蹈等艺术都极为发达，而又各具特色。这就为伟大诗人屈原的创作准备了极其优越、充分的条件。屈原是秦楚争霸时被卷入斗争漩涡的中心人物，他坚决反对楚王及其周围的腐朽集团对敌妥协投降，同他们斗争到底，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诗人的失败就意味着祖国危亡的形势越来越严重。这样就产生了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悲愤沉痛、缠绵悱恻而又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的诗篇《楚辞》。
《楚辞》的产生也和战国时代的散文一样，都有革新的意义。它是《诗经》以后的一次诗体大解放。它汲取民间文学特别是楚声歌曲的新形式，把《诗经》三百篇特别是“雅”、“颂”中的古板的四言方块诗改为参差不齐、长短不拘的骚体诗，建立一种诗歌的新体裁，标志着我国文学史上诗歌的新发展。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先秦文学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它为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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