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

作者：陈思和

第十三章　感应着时代的大变动
第一节　改革开放政策下的社会与文学的责任
第二节　呼唤理想的人民公仆：

《假如我是真的》 

　　六场拱剧《假如我是真的》1 写作于1979年夏。当时，上海曾发生过一起骗子冒充高
干子弟招摇撞骗的事件，骗子归案后，其行径在民众中广为流传，并转化为社会上对干部
阶层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的愤慨。剧作家沙叶新等便以这一事件为创作触发点，在艺术虚
构和加工的基础上编出了这个剧本，并发表在《戏剧艺术》杂志上，同时进行多次内部排
演，听取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后在上海和北京举行“内部上演”，即在有选择的观众
中演出，不久就在全国的许多城市相继演出，同时又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如此直到1981年
停演为止，在观众和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该剧基本剧情是这样的。农场知青李小璋本可以按
政策上调回城，但他的名额却被一些干部子弟挤
占。李的女友已回城当工人，且已有孕，但他们的
婚事却因李的不能回城而遭女方父母的反对。李在
焦急无奈间偶尔在剧场门口听到话剧团赵团长、文
化局孙局长和组织部钱处长的谈话，便冒充中纪委
“张老”的儿子张小理，并很快取得了上述三位的
信任。因钱处长之夫市委书记吴某与“张老”是老
战友，“张小理”便住进了吴家。由于赵、钱、
孙、吴都有求于这位张公子，故对他提出的要把
“好友李小璋”从农场调回的事十分热心，在吴书
记违反“暂停上调”的规定亲自批条后，农场郑场
长向中纪委举报了此事，“张老”亲往调查，揭穿
了李的骗局。李在法庭上说：我错就错在是个假的，假如我是真的，那我所做的一切就都
会是合法的。 
　　这是一个相当精彩的社会讽刺剧，　剧作者巧妙地通过李小璋的行骗和被戳穿的过
程，对干部中存在的特权现象予以无情的剖析和辛辣的嘲笑，体现了剧作者出色的喜剧才
能。作家通过一系列的情节安排、戏剧手段和人物语言来达到强烈的讽刺效果。比如，一
开始李小璋虽然有意行骗，却并没有一套完整的计划，甚至也没有立即想到要通过诈骗来
达到从农场调回城里的目的，他起初只是为了骗得两张戏票。但一旦开始行动，他的骗局
却会连连成功，而且看来简直是轻而易举，更多的不是精心谋划，只要顺水推舟就行了，
关键是他已经掌握了特权阶层的弱点和他们的交往原则、交往语言，这不仅反映了现实社
会存在的特权特行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尖锐地揭示了以权谋私、相互利用的党内腐败之
风的危害性。作者还设计了一些精彩的细节增强讽刺和喜剧效果，一瓶由李小璋灌制的假
茅台酒，在这个特权圈子里几经转辗，最后竟又回到了他的手中。这一细节的设计，既符
合现实主义戏剧道具设置的经典规范，即一个道具应该贯彻剧情的始终，又赋予道具巧妙
的象征意味，可以说这瓶假酒就是特权人群的交往规范、交往语言和交往实质的集中体
现，其中浓缩了丰富的喜剧因素和讽刺意味。另外，剧本还让李小璋在骗局被揭穿后在法
庭上为自己辩护，他的一句辩护辞“假如我是真的”，道出了那种社会特权现象的实质，
它的“无可否认”更增加了剧本的讽刺效果。 
　　《假如我是真的》一剧，虽然是一出社会讽刺剧，它只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
看”，但剧作者的用意显然不仅于此。剧本开头引用的一段话，很可以表明作者在此剧中
的用意，它引自俄国讽刺剧作家果戈理在《剧院门前》的话：“难道正面的和反面的不能
为同一个目的服务？难道喜剧和悲剧不能表达同样的崇高思想？难道剖析无耻之徒的心灵
不有助于勾画仁人志士的形象？难道所有这一切违法乱纪、丑行秽迹不能告诉我们法律、
职责和正义该是何物？”这段话表明，作者提供的这面现实社会的哈哈镜，不仅为了照出
可笑和丑恶，还是为了反衬出崇高。在《假》剧中，作者显然没有为我们提供这一类的人
物，虽然其中的“张老”和郑场长是剧中仅有的两个“正剧人物”，但作者显然并未在他
们身上赋予多少“崇高”因素。但如果把此剧和作者在不久后发表的《陈毅市长》放在一
起，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借剖析无耻之徒的心灵”以“勾画仁人志士的形象”的用意，他
是要从英雄的缺失中呼唤英雄，在对一些陷身于特权和私利的干部形象的揭露和批判中，
呼唤理想的人民公仆。与那些直接塑造理想的改革者形象的文学作品相比，作者的用意可
谓别出心裁。在戏剧手法上，剧作者也进行了富于新意的尝试。作者巧妙地设计了“戏中
戏”的开场，既把舞台和观众、剧情和现实作出乎意料的沟通，给人以形式上的新颖感，
同时又与剧情巧妙地相吻合。

第三节　小人物命运的悲喜剧：《陈奂生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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