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
中国当代文学史
作者:陈思和
第十一章 面对劫难的历史沉思
第一节 "归来者"的历史反思
第二节 从"同路人"的立场反思历史:《内奸》
中篇小说《内奸》2 是“反思文学”中相当典型的一个作品,作
者方之就是50年代江苏“探求者”团体3 的成员之一,后被打成“右
派”,这是他复出后的一个代表作。小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苏北农村,
时间则从40年代初的抗战时期一直到70年代末,先后跨越了近四十年,
作品以“不干不净,好吹好玄”、经历复杂的榆面商人田玉堂为主人
公,通过一系列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和生动的场面,在与各色各样的
共产党人的对照中,揭示了“内奸”这一命名下的复杂内涵,体现了
作者对四十年中国历史的深刻而又别具特色的思考。这种在历史的纵
深中展示社会悲剧,并对导致悲剧的历史原因作出追根溯源的探询的
方式,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它是建立在作者二十多年的个人命运遭
际和对民族、历史的痛苦而执着的思考的基础之上的。
作品塑造的主人公田玉堂,是“文革”后文学人物画廊里十分独
特的一个。所谓“不干不净,好吹好玄”,只是带有特定政治意识形
态眼光的一种界定模糊的评价。这个普通的小商人在战争年代里,因
为日本侵略军的蹂躏而惶恐不安,也为八路军的日益壮大而惊异。当
他看到家有万贯的大地主少爷严赤不仅参加了共产党,而且变卖捐出
了全部的家产,惊诧之余他感到纳闷:共产党何以有如此的吸引力?
自此他不再像躲避土匪那样躲避共产党了,还很乐意与他们交往,作
为与共产党交善的商人,他不仅为新四军提供了许多药品,还时时牵
挂着他们的生死安危。1942年日本军队围剿新四军的时候,黄司令员
托他设法掩护快要临产的女共产党杨曙,她正是副司令严赤的妻子。
田玉堂以多年为商的机敏和社会关系,闯过重重难关,终于使母子二
人平安无恙。这是小说上编所叙述的故事。下编则已是“文革”时代
了,当了县蚊香厂厂长的处处受人尊敬的民主人士田玉堂在一片“砸
烂”声中一下子变成了牛鬼蛇神,“什么挂牌子、高帽子,阴阳头,
喷气式之类,倒也平平,无啥可说”,但当有人出于不可告人目的诬
陷黄司令、严赤夫妇为“内奸”,并要他作伪证时,他本着自己的良
心实话实说,因而招来一顿打,并将他革职为民,遣返故乡喂猪去了。
田玉堂对拷打他的“造反派”说:“今后打起仗来,还有谁来掩护你
们工作同志呢?”. “内奸”本是个充满政治意识形态和党派色彩的
名词,在中国现代复杂的政治斗争历史中,它的所指往往随着党派立
场竿时势的变迁而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内奸》中所叙述的老干部在
“文革”中被诬为“内奸”终而昭雪的故事和背景,并没有越出四十
年党史斗争的范畴,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作品
的题材也并无多大的差别,但作者所选取的叙述视角却是相当独特的。
小说以田玉堂这个富于民间色彩的人物为主人公,以他的眼光看取四
十年来的政治风云,使这段历史的是非曲折又有了另外一种解释。就
田玉堂个人来讲,作为一个普通的商人,他的历史并没有什么值得炫
耀的的地方。他为共产党做事,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良知和对这个组
织的朴素的好感,并不曾出于一种信仰而使他把全身心都交给组织,
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而言,他始终是一个“同路人”,他从惧怕、远
离共产党,到同情、钦佩、最终参与共产党人的事业,成为一个小企
业的厂长,都是出于一个普通百姓的良知。但具有悲喜剧意味的是:
他正是以其特有的甚至有点软弱的方式,不仅保护了他自己人格的完
整,抵制了极左政治路线和政治阴谋者的行径,而且还在某种意义上
成了黄司令员、严赤这样的英雄人物的救命恩人;更与像田有信这样
在“干干净净”的白大褂底下精心掩盖着私利的“共产党人”形成了
鲜明的对照。
小说并不是从正面去展示和探问“文革”的悲剧及其历史成因,
而是以一个胆小、谨慎、四面逢迎的普通人的悲哀、痛苦来折射时代
悲剧,田玉堂的悲剧不会激起大悲大恸,而是引发一股淡淡的苦涩,
在这一种甜酸交织的苦涩里,我们感到普通人的美好与卑微,勾起我
们深深的隐痛。作为一个民间小人物,他没有可歌可泣的历史壮举而
无法进入崇高和壮美的正史,也因为没有直面惨淡血污的现实而难以
有令人崇敬的英雄色彩,但以民间化的视角来叙述政治历史的悲剧性
变迁,其本身就是历史反思的一种表现。
这篇小说在艺术上的特别之处,还体现在故事的传奇性和独特的
讽刺手法上。
《内奸》的作者采用了中国古典话本小
说的“说话”方法,一开始便提挈出故事延
续的时间和涉及的人物,然后慢慢道来,脉
络清晰,娓娓动听。作者不是孤立地描写环
境、事件和人物,也不对人物肖像、心理、
动作和对话作静止的刻画,而是以田玉堂的
遭遇为主线,在四十年的历史中选取了1942
年护送杨曙就医脱险和文革中深陷冤狱,有
口难辩这两个传奇式的事件,让许多人物纠
缠在一起,在波澜起伏、出乎意外而又合乎
情理的故事发展中刻画人物,表现时代。同
时,故事的传奇性和作品所采取的独特的叙
述的语言有关,小说土腔土调的叙述语言与
叙述结构和叙述方式相得益彰。
《内奸》的辛辣讽刺不仅表现在让讽刺
对象自我嘲弄,自相矛盾,比如将田有信的
圣洁的言辞与卑劣的行径相互对照,更重要的体现在对人物和情节的
把握与安排上。精通买卖,交游广泛,好吹好炫的榆面商人田玉堂本
来是一个具有民间喜剧色彩的人物,他惯于随机应变,真真假假,云
天雾地,但作者恰恰在这个人物身上发掘出悲剧性的讽刺意味,田玉
堂本来并不了解共产党,后来在黄、严两位共产党人的感化下叹服了,
并为之冒了风险出了力气,到头来被当作“内奸”;他当年好吹好炫
时倒没被当作坏人看待,文革中他本着良心,不吹不炫,老老实实时,
却反而连遭痛打。时代历史的内涵在田玉堂这个民间人物的眼里,与
“好人落难,小人得志”和世事变幻的沧桑感叹相结合,获得了独特
的讽刺效果。
第三节 对理想主义及其实践过程的反思:
犀鸟文艺转自宇慧文学世界
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