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汉帝国理论化的哲学家；董仲舒
    孟子说过，不喜欢杀人的人能够统一天下(《孟子。梁惠王上》)。他似乎说错了，
因为数百年后．正是秦国统一了全中国。秦国在“耕战”两方面、也就是经济上、军事
上，都超过其他国家。当时秦国是出名的“虎狼之国”。它全靠武力、又加上法家残忍
的意识形态，胜利地征服了一切敌国。

阴阳家和儒家的混合
    不过孟子也没有完全说错。因为秦朝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之后，只存在了大约十五年。
始皇帝死后不久，发生一系列的造反，反抗暴秦统治，帝国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汉朝
(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汉朝继承秦朝的政治统一的思想，继续秦朝未竟的事业，
就是建立政治与社会的新秩序。
    董仲舒(公元前约179一前约104年)，就是按这样的意图进行理论化的大理论家。他
是广川(今河北省南部)人。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为了儒
家的正统而创建基本制度，他也起了重要作用：著名的考试制度，就是从他的时代开始
形成的。在这个制度下，进人仕途的各级政府官员就不靠出身高贵，不靠财富，而靠胜
利地通过一系列定期考试。这些考试由政府主持．在全国同时举行。对于社会的所有成
员都敞开大门，只有极少数人除外。当然，这些考试在汉朝仍是雏型，在数百年后才真
正普遍实行。这个制度是董仲舒第一个发起的，更有意义的是他主张以儒家经典作为这
些考试的基础。
    据说董仲舒专精学业，曾经“三年不窥园”。结果写出了巨著《春秋繁露》。又说
他“下帏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就是说，新学生只从老学生受业，
不一定亲自见到他(《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所要做的就是为当时政治、社会新秩序提供理论的根据。照他的说法，由于
人是天的一部分，所以人的行为的根据，一定要在天的行为中寻找。他采用了阴阳家的
思想，认为天与人之问存在密切联系。从这个前提出发，他把主要来源于阴阳家的形上
学的根据、与主要是儒家的政治、社会哲学结合起来。
    汉语的“天”字，有时译为Heaven(主宰之天)、有时译为nature(自然之天)。然而
这两种译法都不十分确切．在董仲舒哲学中尤其如此。我的同事金岳霖教授曾说：“我
们若将‘天’既解为自然之天，又解为主宰自然的上帝之天，时而强调这个解释，时而
强调另一个解释，这样我们也许就接近了这个中国名词的几分真话。”(未刊稿)这个说
法对某些情况似不适合，例如就不适合老子、庄子，但是完全适合董仲舒。在本章之内
出现“天”字时，请读者想起金教授这段话，作为董仲舒哲学中“天”字的定义。
    在第十二章指出过．先秦思想有两条不同的路线：阴阳的路线，五行的路线，各自
对宇宙的结构和起源作出了积极的解释。可是这两条路线后来混合了。在董仲舒那里这
种混合特别明显。所以在他的哲学中既看到阴阳学说，又看到五行学说。

宇宙发生论的学说
    据董仲舒说，宇宙由十种成分组成：天、地、阴、阳，五行的木、火、士、金、水，
最后是人(见《春秋繁露·天地阴阳》，以下只注篇名)。他的阴阳观念很具体。他说；
“天地之间，有阴阳之气，常渐人者。苦水常渐鱼也。所以异于水者，可见与不可见耳。”
(《如天之为》)
    董仲舒所定的五行顺序，与《洪范》所定的(见本书第十二章)不同。他定的顺序是：
第一是木，第二是火，第三是土，第四是金，第五是水(《五行之义》)。五行“比相生
而间相胜”(《五行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之义》)，
这是“比相生”。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五行相胜》)，这是
“间相胜”。
    董仲舒和阴阳家一样，以木、火、金、水各主管四季的一季，四方的一方。木主管
东方和春季，火主管南方和夏季，金主管西方和秋季、水主管北方和冬季。土主管中央
并且扶助木、火、金、水。四时变换用阴阳运行来解释(《五行之义》)。
    阴阳的盛衰遵循固定的轨道，轨道是经过四方的圆圈。阴初盛的时候，它就去执助
东方的木，形成了春。阳全盛的时候，它就去南方扶助火，形成了夏。但是根据物极必
反的宇宙规律，如《老子》和“易传”所讲的，它当然盛极必衰。阳盛极而衰的时候，
阴就同时开始盛了。阴初盛的时候，它到东方①扶助金，形成了秋。阴极盛的时候，它
到北方扶助水，形成了冬。阴盛极而衰，阳同时开始盛，于是又有新的循环。    

　　①不是西方，虽然西方是与秋相配的。据董氏说法，其原因是天“任阳不任阴”(《阴阳位》)。

    所以四季变化来自阴阳的盛衰，四季循环实际是阴阳循环。董仲舒说：“天道之常，
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时(春、夏、秋)成生，
以一时(冬)丧死。”(《阴阳义》)
    照董仲舒的说法，这是表明“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刑。”(《阴阳位》)也是
表明“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阴阳义》)
    因此、无论在肉体或精神方面，人都是天的副本。(《为人者天》)既然如此。人就
高于宇宙其他一切的物。“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
《立元神》)人何以成之？董仲舒说通过礼、乐、就是说，通过文明和文化。假使真的没
有文明和文化、宇宙就像是个未成品，宇宙本身也会感到不完全的痛苦。所以他说，天、
地、人“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立元神》)

人性学说
    由于天有其阴阳，人是天的副本，所以人心也包含两个成分：性、情。董仲舒用”
性”宇．有时取广义，有时取狭义。就狭义说，性与情分开而且相对；就广义说，性包
括情。在广义上，董仲舒有时候以性为“质”，”性者，质也。”(《深察名号》)人的
这种质，包括性(狭义)和情。由性而有仁，由情而有贪。狭义的性，相当于天的阳；情
相当于天的阴。(《深察名号》)
    与此相联系．董仲舒谈到争论已久的老问题，就是人性，即人的质，是善是恶的问
题。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说，他说：“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
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米与善，人之继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所
为，有所至于止。止之内谓之天，止之外谓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
《实性》)
    董仲舒因此强调人为和教化的作用，只有教化才使人与天、地同等。在这方面，他
接近荀子。但是他又和荀子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他不认为人的质已经是恶的。善是性
的继续。不是性的逆转。
    董仲舒以为教化是性的继续，这一点他又接近孟子。他写道：“或曰：性有善端，
心有善质，尚安非善？应之曰：非也。茧有丝而茧非丝也。卵有雏而卵非雏也。比类率
然，有何疑焉。”(《深察名号》)问题的提出，代表孟子的观点。问题的回答。董仲舒
把他自己和孟子清楚地分开了。
    但是这两位哲学家的不同，实际上不过是用语不同。董仲舒自己就说：“孟子下质
于禽兽之所为，故曰性之已善；吾上质于圣人之所善，故谓性未善。”(《深察名号》)
孟子与董仲舒的不同，就这样归结为两个用语“已善”和“未善”的不同。

社会伦理学说
    照董仲舒的说法，阴阳学说也是社会秩序的形上学根据。他写道：“凡物必有合。
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寒
必有暑，有昼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
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与诸阴阳之之三纲，可求于
天。”(《基义》)
    这个时期以前的儒家认为，社会有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董仲
舒从中选出三伦，称为三纲。“纲”宇的意义是网的大绳，所有的细绳都连在大绳上。
君为臣纲，就是说，君为臣之主。夫为妻纲，父为子纲，都是这个意思。
    三纲之外，还有五常，都是儒家坚持的。“常”有不变的意思，五常是儒家所讲的
五种不变的德性：仁，义，礼，智，信。董仲舒本人虽然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但是所
有的汉儒都共同主张，这五种德性与五行相合。仁与东方的木合，义与西方的金合，礼
与南方的火合、智与北方的水合、信与中央的土合(见《白虎通义》卷八)。
    五常是个人的德性，三纲是社会的伦理。旧时纲常二字连用。意指道德，或一般道
德律。人发展人性必须遵循道德律，道德律是文化与文明的根本。

政治哲学
    可是不是一切人都能自己做到这一点。所以政府的职能就是帮助发展人性。董仲舒
写道：“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深察名号》)
    王者以庆、赏、罚、刑为“四政”，相当于四季。董仲舒说：“庆赏刑罚与春夏秋
冬，以类相应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谓其道。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时，
通类也，天人所同有也。”(《四时之副》)
    政府的组织也是以四季为模型。照董仲舒说，政府官员分为四级。是模仿一年有四
季。每级每个官员下面有三个副手，也是模仿一季有三月。官员像这样分为四级，又是
因为人的才能和德性也是自然地分为四等。所以政府选出那些应该当选的人，再按他们
德才的自然等级而加以任用。“故天选四时、十二[月]，而人变尽矣。尽人之变，合之
天，唯圣人者能之。”(《官制象天》)
    天人关系既然如此密切，所以董仲舒认为，社会上政治的过失必然表现为自然界的
异常现象。阴阳家早已提出这种学说、董仲舒则提供目的论的和机械论的解释。
    从目的论上讲，人间的政治过失必然使天生气，发怒。天怒的表现，是通过自然界
的灾异，诸如地震、日蚀、月蚀、旱灾、水灾。这都是天的警告，要人主改正错误。
    从机械论上讲，照董仲舒所说，则是“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物固
以类相召也”(《同类相动》)。所以人的异常必然引起自然界的异常。董仲舒认为这完
全是自然规律，毫无超自然的因素，这就与他在别处所讲的目的论学说矛盾了。

历史哲学
    在第十二章我们已经讲到邹衍如何以五德终始的学说解释改朝换代。某个朝代，因
为它用某德，必须用合乎此德的方式进行统治。董仲舒修改了这个学说，认为朝代的更
选不是根据五德运行，而是根据他所说的“三统”顺序。三统是黑统、白统、赤统。每
统各有其统治系统，每个朝代各正一统(《三代改制质文》)。
    照董仲舒的说法，在实际历史上，夏朝(传说在公元前2205一前1766年)正黑统；商
朝(公元前1766？一前1122年？)正白统；周朝(公元前1122？一前255)正赤统。这形成历
史演变的循环。周朝以后的新朝代又要正黑统，照此循环下去。
    有趣的是，我们看到，在现代，也用颜色表示社会组织的各种不同的系统，也正是
董仲舒所用的那三种颜色。按照他的学说，我们也许可以说，法西斯主义正黑统，资本
主义正白统，共产主义正赤统。
    当然．这只不过是巧合。照董仲舒所说，三统并无根本不同。他认为、新王建立新
朝代，是由于他受命于天。所以他必须作出某些外表上的改变，以显示他受了新命。这
些改变包括“徒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董仲舒说：“若夫大纲、人伦、道
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改制这实。”
(《楚庄王》)
    改制并没有改变基本原则，董仲舒称之为“道”。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
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
    王者受命于天的学说并不是新学说。《书经》中已有此说，孟子则把它说得更清楚。
但是董仲舒把它纳入他的总体的天人哲学中，使之更加明确了。
    在封建时代。君主都是从祖先继承权威。即使是秦始皇帝也不例外，创建汉朝的刘
邦则不然，他出身平民。却胜利地取得天下，这需要某种理论根据。董仲舒就提供了这
种根据。
    他的王者受命于天的学说，既为行使皇权提供根据，又对行使皇权有所限制。皇帝
必须注视天的喜怒表现，依照它来行事。汉朝的皇帝，以及以后各朝皇帝也或多或少地
是一样，就是用这一点检验他自己和他的政策，一旦出现灾异使之不安的时候，就试图
改正。
    董仲舒的三统说也对每个朝代的统治有所限制。一个皇家，无论多么好，其统治时
间是有限的。终点一到，它就得让位给新朝，新朝的创建者又是受新命于天的。儒家就
是用这样的一些措施，试图对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力加以约束。

对《春秋》的解释
    照董仲舒说，直接继承周朝的既不是秦朝，也不是汉朝。他断言，实际上是孔子受
天命继周而正黑统。孔子不是实际的王，却是合法的王。
    这是一个奇怪的学说，但是董仲舒及其学派竟然坚持它，相信它。《春秋》本是孔
子故乡鲁国的编年史，却被他们(不正确地)认为是孔子的重要政治著作。他们说孔子在
《春秋》中行使新王的权力。孔子正黑统，按照黑统进行了一切改制。董仲舒以解释
《春秋》而著名，能够引用《春秋》来证实他的哲学的各方面。实际上，他不过是引
《春秋》以为他的权威的主要来源。他的著作题为《春秋繁露》，原因就在此。
    董仲舒分春秋时代(公元前722一前481年)为三世：孔子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
据董仲舒说，孔子作《春秋》时，用不同的词语记载这三世发生的事件。通过这些不同
的“书法”就可以发现《春秋》的“微言大义”。

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
    以前有三部重要的解释《春秋》的书。即“三传”，从汉朝起这三传本身也成了经
典。它们是《左传》(可能本来不是整个地为解释《春秋》而作，到后来才归附上去)，
《公羊传》，《谷梁传》。三传都是以据说是作者的姓氏命名。其中以《公羊传》的解
释，特别与董仲舒的学说相合。在《公羊传》中有相同的三世说。东汉后期，何休(129
一182)为《公羊传》作解诂，进一步对这个学说进行了加工。
    照何休的说法，《春秋》所记的过程，是孔子在理想上变“衰乱世”为“升平世”。
再变为“太平世”的过程。何休以“所传闻世”与“衰乱世”相配合，这是第一阶段。
在此阶段，孔子集中他的全部注意于自己的鲁国，以鲁为改制中心。何休以“所闻世”
与“升平世”相配合，这是第二阶段。在此阶段，孔子已经治好了本国，进而将安定和
秩序传到“中国”境内的其他华夏国家。最后，第三阶段，何休以“所见世”与“太平
世”相配合。在此阶段，孔子不仅将安定和秩序传到诸夏之国。而且开化了周围的夷狄
之国。在此阶段。何休说：“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公羊传》隐公元年注)。当然，何
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事孔子都实际完成了。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孔子当真有了权力、
权威，他就会完成这些事。可是。即使如此，这个学说也仍然是荒诞的，因为孔子只活
在《春秋》三世的后期，怎么可能做前期的事呢？
    何休阐明的道路，是孔子从本国做起。进而治平天下。这条道路。与《大学》阐明
的治国平天下的步骤相似。所以在这一方面，《春秋》成了《大学》的例证。
    这种将社会进化分为三阶段的学说，又见于《礼记》的《礼运》篇。照《礼运》篇
所说，第一阶段是乱世，第二阶段是“小康”之世、第三阶段是“大同”之世。《礼运》
篇描述的“大同”如下；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
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窃切乱贼而
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虽然《礼运》篇作者说这种大同是在过去的黄金时代。它实际上代表了汉朝人当时
的梦想。汉朝人看到的单纯是政治统一，他们一定希望看到更多方面的统一，像大同那
样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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